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在我国东北农村，有一项征收从未间断：征黄鼠尾巴。这项任务全民参与，目的是消灭黄鼠，据说它们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
对我们这些刚上小学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项新奇好玩的任务。农村学生每年有七天春耕假，老师在放假前不住地叮咛：“回家要听家长的话，尽可能帮家里多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最重要的事别忘了，放假回来每人交一条黄鼠尾巴！”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农村一派好景。我跟父亲说要去抓黄鼠，父亲笑着说：“多弄几条尾巴回来，我们也有任务。”
于是，我约上大我两岁的邻居二伟，还有前院的两个同龄人，一行四人带上鼠夹子，直奔村外那片坟地。那里荒草丛生，边上有豆田，黄鼠爱吃豆，豆田成了它们的乐园。中午，太阳暖烘烘的，它们会成群地从洞穴里出来，直立在坟头上，探头探脑地叫，肥嘟嘟的身体一动不动，好像在挑衅——你们能拿我怎样？见有人来，又一阵风般地钻进洞里，消失不见。
我们几个选好位置，埋好夹子，放好诱饵，便去远处偷偷观察。过了二十多分钟，我们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去检查鼠夹，发现诱饵全被吃光了，而鼠夹纹丝未动，这些家伙居然能轻而易舉地绕过夹子！我们只能重新选择位置，布好机关，干脆把鼠夹倒扣在洞门上。我想：看你还怎么出来？我不信抓不到你！
那时，比起捕鼠，我们小孩子更喜欢捕鸟。原因很简单，因为鸟可以吃，黄鼠不能吃。于是，我们提着夹子去打鸟，等天快黑了，我们信心满满地回来，发现鼠夹依旧原封未动。原来，这些黄鼠不是只有一个洞口，狡兔三窟的道理它们早就懂，我们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就这样，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忙个不停。到了七天假最后一天，我们终于着急了，连个鼠毛都没弄到，这可咋办？
父亲教我：“你们换种方式，用水灌。”
我赶紧叫上小伙伴，抬着水桶过去。到了地方，大家伙挑了一个黄鼠脚印最多的洞口，“咕咚咕咚”把水灌进洞里。
当一桶水快要倒完时，我们都拿着铁锹和棍棒，紧张地盯着洞口，等着黄鼠狼蹿出来。可是，洞口的水在一阵晃动之后，又渐趋平静。正当我们有些丧气时，二伟眼尖，发现不远处另一个洞口里猛地蹿出一只大黄鼠，他提着锹便追打过去，我们忙去助阵。那黄鼠喝了一肚子水，跑起来不太灵活，瞎跑了一阵，被我们乱棍打死了。
这回总算有了收获。正在我们高兴之际，路上来了一个邻村的大孩子，长得高我们一头。他一来就说，这条黄鼠尾巴应该给他，因为这片豆田是他家的，我们打黄鼠时践踏了他家的豆苗，作为赔偿，鼠尾得归他。
我们当然不同意。二伟调侃着说：“我们帮你除了一只黄鼠，一年你能多得多少粮食，别说我们不该把黄鼠尾巴给你，你还得感谢我们才对！”那大孩子不同意二伟的说法，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眼看要动起手来。我拉拉二伟说：“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打不过他。”二伟看看对方的身高，也妥协了。于是，那家伙拿小刀割掉了黄鼠尾巴，用纸包好，揣进兜里，走了。我们这一天又白忙了，我把没有了尾巴的黄鼠扔进桶里，回了家。
父亲见我们几个垂头丧气地回来，问明情况后“哈哈”大笑，说：“没关系，一条鼠尾也不够你们四个人分的，来，我帮你们做几条鼠尾，你们拿去交。”
我半信半疑：“鼠尾还能自己做，这咋做？”
父亲拿出来一把小刀，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只黄鼠的皮剥了下来，然后把皮割成一条一条，折了几根蒿子梗，放在皮子上，再放在太阳底下晒。父亲说：“皮子一晒就会自己卷起来，包住里面的梗，就和黄鼠的尾巴一样了。”
就这样，一会儿工夫就做了五条“鼠尾”，这下每个人都有尾巴上交了。最后剩一条边角余料的皮子，没有包蒿子梗，丢在地上被太阳一晒卷了起来，竟比我们做的还显真，我高兴地把这条“尾巴”也收了起来。
第二天上学，我有些忐忑地把两条“鼠尾”交给班主任。谁知，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老师严厉地说：“做人要诚实，欺骗老师是不对的。”她拿起那条包裹了蒿子梗的鼠尾说：“这明显是假的嘛！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我低着头不敢出声，老师又说：“不过，你超额完成任务，还是要表扬，有一条尾巴是真的就行了。”
我笑了，想要回那条被老师识破的假尾巴，老师却说：“先放我这吧，到时候帮我顶个任务。”
三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天小学同学聚会，班主任也被请到了现场，我问她：“当年您跟我说骗老师不对，却又拿我的假鼠尾去顶任务，这是不是有点儿自相矛盾？”
老师也笑了，说：“其实，那时候黄鼠数量不太多了，上头检查得也不严格，实在没有鼠尾，不交也就算了，所以我还真没想过矛不矛盾！”
“那您最后用上了吗？”我追问道。
老师吃了口菜，说：“不光用上了，我还把它折成两段，帮别人顶了一个任务呢！”
在场的同学们全都笑了：“姜还是老的辣呀……”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