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朝晖
我的爸爸是不折不扣的核一代，我是爸爸的女儿，是不折不扣的核二代。
除了从爸爸那里传承了核工业测控专业的要义，我还学到了与核工业有关的“保密”精髓。现在，就让我以时间为轴，慢慢厘清那些核一代们所经历过的、关于保密的陈年往事……
我的爸爸孙先科，1961年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仪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单位。
一群新人围绕着一个接待他们的老同志，叽叽喳喳地问：“咱们单位叫啥名字？”“咱们单位是干啥的？”“咱们单位在啥地方？”
面对新人们热情的问询，老同志拒不回答，一笑又是一笑;那边，新人们面面相覷，热情过后，对看不到的未来，瞬间充满了忐忑与不安。
报到的地点设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新人们无所事事、迷迷糊糊地待了五六天，终于等到了人来接，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爸爸领导的李乐福伯伯。虽然未来仍未可知，但总算是看到了远在前方的一丝光明。于是，年轻的爸爸从城里的一个单位到了另一个单位，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爸爸慢慢从领导口中探出了自己将要大致从事什么职业，难怪之前那么神秘，原来自己未来打交道的竟然是——核潜艇！
听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名词，爸爸没有想象中的向往，反倒产生了一种不算强烈的失落感和别扭感。学的是航空仪表，干的却是核仪表，跨行了，能行吗？李乐福乐了，不管是航空仪表还是核仪表，都是仪表，测量原理基本相同，航空仪表和核仪表又能有多大区别？
这之后，是长达十几天的专业培训，学热工，学核物理，学其他有关的各种知识，最不能少的还是学保密。一本《保密守则》，需要学员们逐条背下并牢记，当一条又一条的“不准”“必须”变成下意识的条条框框时，印在纸上的保密条文，从此就成了一位核工业从业者一生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爸爸说这一条他做得特别到位。
正式工作时，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会收到一本专用笔记本，还有一个大大的帆布质地的保密提包，上面都写着自己的名字。早上上班，从特设的保密室取出装着保密本的保密包;晚上下班前，再连本带包交回保密室，没人监督，但人人遵守，那么多人，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让一个字一片纸离开过工作区。
那时，工作区设在南区，生活区建在北区，两区之间大约要步行二十分钟。也有班车，但车少人多，爸爸选择走路。那时，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已是大科学家了，他们选择骑车。北京的冬天很冷，何泽慧先生似乎不为寒风所动，仍然和春夏秋一样，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以呢子大衣、欧式棉裙和中式棉鞋的混搭装扮，在一群新分来的大学生中悠然地缓缓而过。北风吹过，发丝飞扬，先生的背影显得美丽无比，比这更令人心动的，是先生口袋里发出的悦耳的叮当声，那是先生揣在口袋里的钥匙、钢笔等物品碰撞后发出的声响。大科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严格地遵守着保密规定，没有将存放保密本的帆布大包随身携带。保密面前人人平等，德高望重的前辈也不例外。
当时，同在北京工作的还有一位夏叔叔。爸爸参军的地方叫北太平庄，夏叔叔的工作地点离此地不远，但两位老同学见面时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不说与不问，几年下来，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工作单位叫什么、对方的职业是什么。后来，夏叔叔和爸爸告别，只说要去青海，去青海干什么呢？夏叔叔不说，爸爸也不问，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爸爸才想到老同学多半是去搞原子弹了。
两人自此一别便断了联系，直到二十年后，夏叔叔无意间在一个会议的签到名单上看到爸爸的名字，一路打听找过来，两人才续上因保密而中止了二十年的友情……
1965年爸爸转业，到了新单位，单位叫作“西南水电研究所”，通信地址标注的是成都某信箱。
那个单位负责接人的干部很浪漫，他为接来的人描绘了一幅怡人的山水画卷：“你们呀，将来一边做着科研，一边欣赏窗外风景，看着青山绿水，看着农民赶牛耕田，心情会是多么愉悦呀！你们那里还有一个望江楼，能看到江的楼啊，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美？”等爸爸到了那里，一看，楼，是两层潮湿的干打垒小楼;江，是窄而蜿蜒的石绵堰。这样的山水画卷，正是秉持“保密第一”原则的大三线。
大三线讲究的是靠山、分散、隐蔽，如果用今天的无人机航拍，基地各个工号还真是完全符合这个“山、散、隐”的标准。分属二所各个研究室的15号、17号、23号，这一个个试验装置巧妙地藏身于小山坳里，从空中俯瞰，真与四川的一般民房无异。
因为保密的缘故，核动力试验装置可以“隐身”，不用说，从事核动力事业的单位名字必定更具迷惑性，“西南水电研究所”自然与水电无关，成都某个信箱的通信地址也必然与成都相去甚远。
有一年，河南老家的表姐结婚，没通知我们，小夫妻便循着爸爸信封上的地址直接奔成都找来了。可想而知，偌大的成都，到哪里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通信地址哟！也是运气好，小两口误打误撞，竟撞到了位于成都市区的核动力院招待所，撞到了二所六室的夏生兰伯伯，这才把表姐他们领到了我爸那里。见了我爸，表姐直怪他写信时留了一个虚拟的地址。这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老家的人被信封上的虚拟地址整整蒙骗了30年！
15号，全称反应堆动力装置稳压器试验室，就是我们二所三室的前身，如今叫反应堆动力设备研究室。相比以前，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山坳，在成都平原拥有了功能各异的装置。规模与档次虽今非昔比，但保密的责任却从未改变。
爸爸背过的《保密守则》，如今还有，只是变成了《涉密人员保密基本知识》和《武器装备保密资格认证标准》。爸爸用过的保密本，如今还有，只是在不工作的时候，被锁在了各自的保密柜里。
爸爸当初服务的“西南水电研究所”，如今叫“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真的搬到了成都。
大数据时代通信的快捷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为保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时代在变，但保密的精髓没变，保密条文不光要印在纸上、记在脑海里，更要渗透进生活、根植于内心。
爸爸牢记的“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到了我这里，还要加上一句：“不该拍的不拍，不该传的不传”。爸爸说，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要常怀保密心、绷紧保密弦，因为咱是国家的人，绝不能干不利于国家的事。
（发稿编辑：姚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