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来，新加坡是唯一的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心悦诚服向一个国家学习了30年、至今还方兴未艾的先例。
为什么是新加坡？
30年来，中国的“新加坡热”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
在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经常被当时的中国媒体谩骂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1978年11月份访问新加坡，12月份提出改革开放，后来李光耀说一定是邓小平看到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那些过去被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比中国发展得还要好，邓小平认识到中国体制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改革。”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告诉记者。
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称赞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从1992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逐渐有了“海外党校”的称谓。从1997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
第三次就是在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省新任书记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2007年8月起，深圳市政府两次派大规模考察团去新加坡学习，与汪洋的要求一脉相承。云南的昆明也发起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等活动，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新加坡的经验。
在吕元礼看来，中国之所以对新加坡情有独钟，首先是因为领导人的治国理念相近，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是理性务实的人。邓小平一直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抓紧时间干”，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不争论”，与李光耀长期信奉的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的“行得通论”；认为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提出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的“鞋论”，“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的“存而不论”，其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反之，如果是毛泽东时代，很难想象会提出学习新加坡，因为毛的浪漫性格和李光耀的脚踏实地迥然不同，甚至两人的生活习惯也毫无相同之处，毛的日常生活是“一庭花草半床书”，而李光耀则强调缜密、整洁、有条不紊，公开表示“我不喜欢我的桌子乱七八糟，如果不整齐，会影响我的精神”。
而在现实层面，从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到公共秩序，新加坡这个建国历史只有40年的国家，已远远走到我们前面了。但这显然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因为世界上达到如此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有很多。吕元礼认为，政府观念和作风相近等是更为实际的原因。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不可能学习美欧的两党、多党轮流执政，中国官员会对新加坡产生亲切感：原来世界上有一个管治理念如此像自己的地方，而且管理得很不错。而成为新加坡那样政党制度近似而又管理高效的国家，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梦想。
被误读的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