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人学习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国情相同”，很多中国人都误以为新加坡40多年前建国时，就像中国深圳一样，是个一文不名的小渔村。其实新加坡早在1825年就开埠了，比香港还早了10多年。早在19世纪，总督莱佛士就采用了自由港免税政策，新加坡很早就接触了市场经济，迅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港口城市。
香港学者梁成锦就认为，新加坡历来都是按城市功能设计和修造的，它既没有沿海和内地差距，没有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也没有城乡差别。被莱佛士发现3年后就变成国际贸易口岸的新加坡，与100多年来战乱频仍、刚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到半世纪的中国相比，“从何说起‘国情相近’”？
另一个流传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误解是，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威权主义。吕元礼认为，威权只是新加坡的一个方面，人民行动党为维持一党长期执政，当然离不开利用执政资源来巩固其统治，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更不允许其上台执政，但另一方面则必须以较好的政绩和廉洁的作风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赢得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执政之基。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倡的那些东西，在新加坡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会议员和政府内阁成员，每周必须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最多的一年要接待5万人，总理李显龙也不例外。接待的房间很简陋，经常连空调也没有。
接待中，也不能因为所反映的都是住房、孩子读书、缓交水电费、子女不孝以及邻里纠纷等等鸡毛蒜皮的事而拒绝接待或表现出不耐烦；过后议员要挨家挨户走访，一户一户地认识居民，国会议员在他的选区要确保大选前走访每个家庭至少两次，了解普通居民的生活和需求，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就这样，选民还经常指责他们做样子、不认真”。
新加坡官员的廉洁众所周知，大多数中国人将之归结于高薪养廉，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制度安排：新加坡法律规定，公务员要遵守财产申报制度，每年申报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
新加坡现行的《反贪污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如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万至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至45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否则，这些钱会被全部没收。
另外，李光耀对早年的左派政治对手林清祥“个人的清廉和他全心全意为理想奉献的精神表示敬意”，并承认，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与建党之初党内存在“亲共派”有关。为了经得住“亲共派”的攻击，“非共派”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向新加坡学什么？
近代中国，严复等人当年主张学习英国，但是，到了清末立宪，仅仅因为日本有天皇，为了照顾皇帝的万世一系，就转而全面学习日本。这样一路走下来，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终究未能走上正轨。其中的重要原因，自然和中国人长期以来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方法有关：总希望走捷径，希望绕过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根本制度的变革，而只学习相对容易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知识，这种三心二意、投机取巧的学习，成效自然不彰。在长达30年的学习新加坡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同样存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曾撰文指出：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