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微博上列出这条，未作评论，韩寒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却回应道：“方舟子最新微博又在说，1999年在上海大医院挂号的洞很小吗？我的小说是为了创造一种戏剧效果，钱从洞中飞出来的感觉，这是一种无休止的。”
其实我列出这条的用意不是为了质疑为何上海大医院挂号的洞很小，而是从别的方面说明这段描述写的不是1999年在上海大医院挂号的情况，而是七、八十年代的医院挂号的情况，理由有三：
一、1999年的大医院挂号处虽然仍然是鼠洞，但都是栏杆玻璃结构的，能够看清里面的人，而不是像《求医》所述，看不清里面在干什么。这种封闭式的挂号窗口是七、八十年代县医院的情况。
二、1999年的大医院挂号，是交钱就给挂号单，不需要像《求医》所述那样由患者自己填写挂号单。
三、1999年上海二级医院的急诊挂号费为2元，那么通常情况下就不存在用几枚硬币找零的情况，这更像是在1981年之前上海郊县门诊费0.15元的情况。
当然，列举的这些疑点、间接证据，有的强有的弱，有的无可辩驳，有的可以辩解。例如对第三条，就有这种不常见的可能性：给五块钱，找了三枚一块钱的硬币。针对我以前提到的医院墙壁上挂礼貌用语标语这个疑点，韩寒接受采访时也辩解说，直到现在上海的某家医院还挂着这样的标语。他这一辩解，等于再次承认了，《求医》就是根据他在1999年的真实经历写的。
我列出的十几条疑点和证据，分割来看，也许个别的一两条可以有解释，在上海某家医院还可以发现其中一两处历史残余，但是综合起来看，为什么所有这些疑点、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更像是七、八十年代的小医院。难道金山区中心医院直到1999年还如此完整地保留着这么多的七、八十年代的历史残余？那是一家古董医院？那怎么还能评上二级甲等医院？
韩寒也许要辩解说，我这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想像。那么，为什么他虚构、想像出的是一家七、八十年代的医院？他想写的是自己在1999年的求医经历，怎么想像成了他爸爸在七、八十年代的求医经历？为什么在文章中丝毫没有见到1999年大医院的情形？《求医》是要对医院、医生的种种弊端进行讽刺，为什么90年代末医院的各种经常遭人诟病的弊端，例如看病难、医生乱开检验单、滥开药等等他不去讽刺，讽刺的却是七、八十年代的情形？
不妨推测，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代笔的中年人已经写有一篇讽刺七、八十年代的求医情形的文章，未能发表，一直放着，直到碰到韩寒生疥疮，于是略作改动，加上一个得疥疮的开头，作为韩寒的作品投给新概念作文大赛。仔细推敲的话，不难发现该文的开头与后面部分不符。开头已写了挠得鲜血淋淋，也就是应该有了抓痕，而后面就诊部分却连痒处都指不出来，也就是没有抓痕。所以很明显，开头是为了扯上疥疮，后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