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眼里，衰老仿佛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自己永远不会有萎靡的那一天，即使到了那时候，自己也一定老得不同凡响。我们其实记不住母亲的面容，以为母亲永远是一副模样——只有当她老了，才在歉疚之余想起她曾经有过的美丽时光。
大学一年级寒假省亲，我在大姨家的镜框里发现了两张老照片。大姨说，一张是我的百天留影，另一张是周岁纪念。百天的我坐在一辆木质摇车上，头戴兔耳朵绒帽，左手食指和中指抚弄横杆，右手半握，眼睛看着前方，——我想，母亲一定站在摄影师旁边，看着我。那个我嘴巴微张，打量着形迹可疑的摄影师：你要干什么？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走过的人们脸上有笑容吗？那是个饥饿的年代，母亲是如何才让我有奶吃的？
照完相的情形可以想见：母亲抱我攀上双庙坡，从土路回到渭北台地的汤家村。一路上有谁看见了她怀里的孩子？又对她说了什么？那个时候，麦子已经很高了，大雁高飞，把金贵的屎坨拉在地里，它看见阳光下行走的母子了吗？
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抱我照相。背景为六层楼房，那是画在幕布上的图像，绛帐镇上的照相馆，使用这样的背景，为的是讨农村人的高兴。这幅照片上的母亲，是我梦里的母亲。她年轻美丽，尚不知晓命运的答案，神色忧郁、落寞，像是命运突然把她放在聚光灯下，等待确认将无奈的人生加之于无辜的人儿。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生父已经是根红苗正的上进军官，正在几千里之外的克拉玛依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往上走的诱惑是致命的，革命军官也不愁无配偶，能为了灿烂前程放弃眼前的妻与子么？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踱步，从手里冒出的烟圈充满整个空间。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不过是通过这种折磨取得心理平衡。晋升的诱惑与残存的道德束缚在煞有介事地进行斗争。
在得知父亲的意思后，母亲抱我从关中平原出发，坐晃晃荡荡的绿皮火车赴疆探夫。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乌鲁木齐街头武斗的狂潮，蚂蚁似的油罐车，…他和她沉默着，对峙着，屋里的闹钟“滴滴答答”，那个声音多年以后还响在我的耳朵里。
母亲做得一手好衣裳，原本想待在汤家村，守着我和妹妹，但同住一个院子的叔伯们已经不耐烦了，离了婚，我们就是外姓人，是不可能被容留的。一天中午，他们在母亲收拾厨房时，叫人抬走了母亲的缝纫机。
在当时，改嫁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大人和孩子都抬不起头。爷爷喜欢我，母亲也想过留下我，但又一想，没娘的孩子太凄惶，索性便带上了我，她只要一个对孩子好的男人。在媒人频繁出没的那段日子，母亲一想起两个孩子就恸哭，她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了结了，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光明的出路，这辈子就全败了。身心憔悴，她的视力急剧下降，一下子从年轻女子变成了中年妇人。
我五岁时，母亲改嫁邻村。继父是穷人家出身，自幼聪慧好学，拜师学木匠，他接纳了我们母子仨。她和他打打闹闹，但同心同德过着日子，都想在村子里不被人看低。分家时思个孩子，一间半破房，十几颗成不了才的小树，五年后盖起三间大房，十多年后有了一栋三层楼的大院，成为方圆几十里羡慕的家庭。
老是渐渐走近的。二十年前，父母来京小住，那时我觉得母亲还是幼时的模样，母亲舒心大笑，对儿媳妇赞不绝口。五年前，父母从北戴河看海回来，在我新家住了几日，母亲明显衰老了，很深的皱纹刻在脸上，心事重重。听父亲说，母亲经常跟儿媳妇闹别扭。因为她什么事都要管，什么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然让人家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