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户人家都去过。每家都有自己的色调，我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去谁家。进了人家家里，饭时都会问一声，“吃饭不？”我当然知道，那些是虚套，只需应一声：不了。疼你的老婆婆，会在饭时给你打一碗黏黏的搅团、醋溜什么的，会塞给你一只香喷喷的地软包子。
二伯，五婆，八婆，姑婆，也就这么几家，让我觉得温暖。
在屠夫家门口玩，就得特别小心，他经常把三个儿子撵得满村乱逃，手里握的那把杀猪刀，让他有一股凶煞气。他家里还养着一条大狗，时不时会窜出来，吐出长长的舌头。
跟父母吵过架的人家，我是不去的，好像在心里跟他们结了仇。
继父1988年盖的这栋楼，坐落在村外。这儿原本是地，年复一年生产粮食和蔬菜。在我的记忆里，先后有小麦，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白萝卜，高粱，西瓜，大白菜。后来，做成沼气池，再后来弄成碾场。
麦场，是一个盛满快乐的地方。眼看着半年的收获就到了嘴边，人们都乐呵呵的。等到大热天，再铺成一地，让拖拉机拖着碾子一圈圈碾过去，把碾扁了的麦秆翻过来，再碾，直到麦粒脱落。在间隙，男女嘻哈着开一串粗俗的玩笑，活泼的小伙子便被嫂嫂们扑到，半剥了裤子，摸几把小鸟。扬场最叫人兴奋，将堆积成小山的麦子，一锨一锨顺风扬起来，麦穗上的壳和刺就飞走了，落在不远处，麦粒则亮亮的滚成一团。
尘封在记忆里的那个世界，有壕，有窑，有老树，有深井，人大都是认得的，狗也就那几条。如今，许多人远走四方，数年难见一面；有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悄悄躺在南坡头的坟地里。街道上一茬茬闪动的新面孔，好像豌豆秧上挂着的豆角，他们的人生有待时间之手逐一剥开。父母常说，老人在，家就在；老人走了，就散伙了。
仅剩的一段城壕，也被垃圾填埋得越来越浅了。略微平整一点儿的，都让手快的种上了麦子。遮蔽村庄的大树，已经屈指可数。那一溜互不认输的房子，高而孤独。这个村子，仿佛被什么抽走了魂魄，徒有粗糙的外形而已，他们只是留守老人和孩子的寄居所。
村子西北口的两株皂角树还在，身披雪花，遒劲有力，俨然村子的护卫者。临树而居的加帅哥说，一株皂角树可以卖到一万五千块钱，因是神树，经常显灵，便无人敢挖。
存储着少年往事的村子，被大雪裹紧了。静谧，详和，在那个黎明，我心里涌动难言的感触：人生恰似穿行于激流之中，一刻也不容懈怠，时时需要勉力应对，也就在这永无歇止的航行里，我们感觉自己活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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