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流沙河晚年变身福尔摩斯，意在勘察汉字的奥秘。继《流沙河认字》之后，新近又出版了《文字侦探——一百个汉字的文化谜底》。破案，展示的是学养和智慧，有打通文脉的快感，自然也就有了无穷的乐趣。但最重要的在于，诗人渴望寄身之所。他要把自己浸泡在中国文化之海里，那是归家的感觉：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经年奔波的旅人窥见了自家的炊烟，听到了亲人的呼唤，“感谢古老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悦避世的梦中人。”序言里这些动情之语，应是他的真心话。躺在汉字母亲怀抱里的，不只他一个人，书法爱好者，诗词吟咏者，举凡中华文化的信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文化恋母情结：汉字可以收留一颗漂泊的灵魂，让他体会生趣，感受生命的无上愉悦。
有时端详简化字，怎么都觉得那不是字。钱钟书先生坚持自己的名字用正体字印刷，台湾作家齐邦媛女士在给大陆三联版《巨流河》的授权中，坚持用正体字写自己的名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给出的结论，他用正体字印刷五百套自己的全集，希望能全部卖出去。这些都表明，简化字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尊严，伤害了文化之根。
事实上，流沙河这本妙趣横生的小书，既是对汉字如何丧失文化尊严的案例阐释，也是对简化字专制的抗议。《文字侦探》貌似通俗，实则精妙。旁征博引，通幽洞微，他融合人生的经验和渊博精进的文史学养，对常见汉字进行全新解读，读出了一片新天地。许慎《说文解字》的一些谬误被他看破，有人讥讽其太过天马行空，怎么可以那么讲？
不妨见识一下流沙河的侦探作风：“风”字繁体作“風”，从虫凡声。“凤”字繁体作“鳳”，从繁体字鳥，亦凡声。从虫与从鸟差不多，古人称鸟类为“羽虫”。甲骨文“风”与“凤”写法几乎相同，皆象鸟形，头耸冠毛，鼓翼奋飞。他由此发挥道：“风”“凤”最初本是一字。先民相信，刮大风是由于高天上过凤鸟。让人喟叹的是这样的闲笔：“忆我幼年，春末大风沙，吾母警告说：‘天上正在过九头虫！’”
再比如，“干”，“乾”，“幹”。流沙河解释道：“干”字原象盾牌之形，甲骨文“干”，矩形竖执的所谓挡箭牌，中有窥孔，上有饰缘，下有插杆。金文和篆文变形走样了。古人作战，执干遮挡矢石，冒着锋镝前进，遂有干冒、干犯、干扰、干预、干涉以及不相干之说。他说，“干”本是正体字，古已有之，今却被指定兼任“幹gàn”“乾gān”二字的简化字，这就弄出一堆问题，几个常用字煮成了一锅粥：“干部”本作“幹部”，原指树之主幹，主幹上有旁枝，树幹负担重任，遂有幹革命以及幹不幹之说；干支从幹枝来，十干配十二支，用纪年月日时。“幹”简化成“干gàn”，与“干戈”不相干。“乾”字，用于乾坤读qián，用于乾湿读gān。乾饭、乾脆、乾净、饼乾、薯乾、豆腐乾都简化成“干”，也与“干戈”不相干。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gàn，如今混为一谈，神仙也难分清。
他对“家”的解说就更妙了。母系制社会，一家之中主政者为女性。婚姻制度“招郎上门”，男迁就女，这种行为叫家。他开玩笑地说，先民觉得这种行为，好比牵公猪往母猪那里进行配种，所以造出屋盖下一头豕的家字，作动词用。再看他的妙解：怎知那头并未标明性别的豕就是公猪？看甲骨文发现在腹下添一画，方知其为牡。牡豕曰豭jiā，四川人叫“脚猪”。豭声读讹了，错写成脚。他进而从社会和历史两方面举证：如今上门女婿仍被贱呼为“寄豭”，秦始皇下令：“夫为寄豭，杀之无赦！”
——诸如此类有趣的解读，若看简化字则无从知晓字中乾坤。不认识正体字，几乎无法认识汉字的本意；不识正体字，无从感知中华文化。
简化字阉割汉字和汉语，造成字与意的断裂，将意象丰富便于识别的汉字，弄成了准拼音化的字符，意义皆由外力所强加，学会此种文字根本无法阅读古籍，也无从体会汉字之美，中国文化品格的养育更无从谈起。
历史上，汉字由繁入简，皆基于自身内在演变，有迹可循，一目了然。近代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由一批冀望全盘欧化改变中国的激进者做推手的，喧闹妄为，令人侧目。对中华文化园抱有信心的政府，是不会听之任之的。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萌动，是在遵从正体字地位前提下的微小变动，正体字仍为标准规范汉字，繁简都作为规范汉字使用。1935年8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当年十月，教育部颁发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第二年即停止执行此令。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中华文化仍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拒斥那种一味追求效率的所谓改革。
中共执掌大陆后的简化字运动，是奔向拼音化目标的大跃进，三次简化字表，一次甚于一次——尽管第三次简化表因荒诞不堪，颁布不久即告失败，但已充分暴露出当政者摧毁中华文字的决心。他们视汉字为革命绊脚石，疯狂地对其大动手术，整个颠覆了汉字的表意系统，无情地肢解阉割了汉字，至此确立了简体字是唯一正体字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