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
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
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