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春天是郁闷的。起码我是。那时还不兴郁闷这个说法，叫苦恼。苦恼不是病，病可以吃药。苦恼是一坨情绪的结石，堵在心里，化不开，也吐不掉，你说能不郁闷么？
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郁闷，偏偏被我赶上了。
高中毕业那天，一场乱雪潦草地送走了我的学生时代。到了下午，领到毕业证的同学陆续都走了，空荡荡的校园里，除了雪和我，就是一群麻雀。麻雀不会懂得一个农村青年的苦恼，呼啦飞过去，呼啦飞过来，就像藕塘镇上那几个吃商品粮的男女同学。
我知道自己这一走，恐怕连只麻雀也不如了。麻雀可以住在校园里，继续它们的歌唱，早晚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而我呢？据说家里已经提前为我准备好了锄头、扁担和镰刀，生产队也给我评定了标准工分，父母甚至连婚事也开始为我张罗了。
舍此，我别无选择。
那个下午多么漫长！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又能够寻找到什么。假如有栏杆，差不多也该拍遍了。乱雪不肯把我迷惘的脚印保存下来，印上去即被抹掉，它毋须记住一个注定要在泥土里讨生活的青年。是的，高考的路已经贴上了封条，只有通向土地的门向我敞开着，它就像天体那巨大的“黑洞”，不管你愿不愿意，最后都得进去。
然后是彻底消失。
过年是应该高兴的。
离村庄老远我就听见刀与砧板纵情地歌唱，烟囱突突冒着一股股浓烟，好像总算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通红的灶火正以其少见的浓墨重彩，改写着平日里那一副副沧桑面孔的表情。
对于我的归来，家中的那只黑眼圈黄狗只抬头睃了我一眼，连尾巴也懒得摇一下。父亲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惊喜，继续编织他的柳筐。这也难怪，三天年一过，我得往地里送肥，家中只有两副柳筐，他得赶在年内为我备齐劳动工具。土里刨食的人，能为儿女做的，也莫过如此了。
春风刮过三遍，春雨润了三遍，农事就上手了。就在我死心踏地准备把一生都交给土地时，辗转吹来一股风，上面要在村里设一个片区民办教学点，需要挑选一名教师。当时村里有七八个高中毕业生，只一个名额，争还是不争呢？本分的父亲说，争啥，争也是白搭。母亲不服气，悄悄从木箱里翻出一块蓝士林布料，叫我拿着去找负责政审的大队民兵营长。我看着粗布衣服上缀满补丁的母亲，心里着实有些不忍，一时迟疑不决，结果硬是被母亲推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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