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老了，虽然染黑了头发，因为她开始很少发火生气了。我离开父母到北京前一个月，我表哥再生障碍性贫血死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眼神中的光辉就减少了一半。表哥是姨妈最小的儿子，姨妈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的时候，一岁的表哥刚好还在她的怀里。表哥被我家从偏远山沟里的矿井调到父母单位时，方19岁，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却发现体力极差，查出病因后，就是一段对所有亲人的漫长煎熬时光，血色素从10克一点点跌落到1克，直到烛火自己燃净。
那年春节，我和母亲难得地谈了一会那些书，然后谈起如果我该怎样为母亲写一部小说。但我知道，我整天评论的
我无法求证，母亲暴躁的性格和父母糟糕的婚姻有多少直接关系。母亲一家个个性格要强，我听大舅舅回忆母亲在外公外婆饿死后，17岁的母亲担负12岁的大舅舅和5岁的小舅舅的抚养
父母的婚姻是注定的缘分。他们是门对门的邻居——1949年以后，父亲一家作为反动军官家庭被从方圆几十里内惟一的一幢水泥洋房扫地出门，搬到了母亲那个村，而大地主的母亲一家同样被扫地出门，两家一起搬到了两间紧挨着的最破的茅屋。他们是全村的敌人。“连那些一贯我们接济的亲戚都不跟我们往来。”母亲经常给我回忆她童年时期的恐怖记忆，除了正在坐月子的外婆，家里所有成年人都在经受残酷的革命洗礼。外公从湘乡县临时政府县长任上跑了回家，尽管街上到处都用白石灰刷着他的名字：向开明绅士XXX先生致敬，但他感到无言的恐惧。斗争地主最激烈的那些时候，母亲一直没有见过外公，翻身群众喜气洋洋在她家出出进进，舀她家缸里的米，就着她家的锅灶做饭，然后，在她家像真正的主人那样吃饭，只有当时还七岁母亲的敢跑到他们吃饭的锅里给留在家的老弱盛饭。那时候，十来岁的姨妈穿着校服站在长条凳上，双手向后反举，脖子上吊两匹土砖。母亲当时七十岁的奶奶则被拷浮财，麻绳捆住一个手指一个脚趾，这被唤做“吊半边猪”，她每被绳子升起一次，都会交代一处浮财，直到整幢房子的地基被刨尽。
同年出生的父母是同班同学，但自小泼辣伶俐的母亲一直就是
但那一年父亲并不在，父亲十六岁就独自逃亡失踪了。
母亲一家姐弟三口在她最终流亡新疆之前的境遇，带给她对故乡的绝望和仇恨，终生都未消除。母亲在湖南的这二十年始终没有回去过。但我总怀疑，母亲的仇怨或许与她的性格有关，她的同学中有父亲被镇压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些人的叶落归根情怀。事实上，当时故意压低工分使她根本无力养活两个舅舅一类的欺压是有的，但敢明着过分欺负她的应该没有。她屡被斗争又屡作不平声，想来被斗争的不算太严酷。有次，一位欺负她家的积极分子因偷了东西被吊打游行，母亲高兴地爬到自家屋顶，向全村高声广播：“看啊，这就是现世现报！我寻仇不如我复仇，我复仇不如我看仇！”几个革命群众试图干涉她，但被她要刨祖坟的威胁吓跑了。
母亲差点很早就跑掉成了。母亲说，她精心设计了逃跑方案时，躁动的有种一辈子都不曾再有的喝酒愿望，到了十几里的镇上打了一缸子白酒，母亲一仰脖子喝下后才压住了内心的躁动，开始冷静实施逃跑方案。那个下午，她把村里的两头猪偷偷卖了，把换来的钱缝在衣服上，等深夜两个全然不知的舅舅入睡后，悄悄离开家，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塞进几位亲戚家的门下，信里希望他们看在祖先面上先帮着照顾两个舅舅，日后必将报答。然而，半夜一位亲戚夜起掌灯，“提前”发现了母亲的信，这位亲戚看了内容后，惊恐地大叫：“不得了啦，兰妹子跑掉了！”民兵队长是个诸葛亮，在母亲那几位亲戚唉声叹气时，算定母亲要逃跑，一定是县城发往长沙的第一班车，还能有时间通过公社想办法拦截。天亮时分，挎着蓝花布包、梳着两根粗大麻花辫子、瘦瘦高高的母亲刚坐上班车，接到电话的车站值勤人员就出现在母亲面前。
母亲因此被收容了半年，而且她最后是被收容农场强行驱逐出去的。我忘记打听当时的收容是何等情形，但母亲居然不想走，显然收容这个概念在当时远不同于今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