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她，一直不喜欢，她长得太难看：麻子脸，两条腿一条长一条短，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袖子擦鼻涕。
她对我太凶，芝麻小事，她都能把我吼上一顿。她还常常用竹条子打我，我考试成绩不好，她要打；我砍柴没砍满篓子，她要打；我失手摔碎了东西，她也要打。
有一次她吩咐我到镇上去买花生油，我被人耍了秤，买回来的油少了一两多。她硬是逼着我回去讨，我不肯，她劈脸就是两耳光。后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和人家撕扯起来，我的胳膊都被掐青了。回来后她却对我身上的伤视而不见，第一句话就是：“油呢？”
我总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走了十几里路去问在外村的二伯。二伯说：“哪能呢？你二婶亲手接生的哩。”二伯又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是村子里数得着的黄花闺女，一双眼睛格外亮，大辫子油乌乌的，说话细声细语。可结婚两年后，你爹突然中风走了。半个月后她去山里挖药笋，失足从崖上摔了下来，腿断了，脸上也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她的脾气，大概也就是那时候变坏的……”
我听了有点可怜她。晚上破天荒给她打了一盆洗脚水，可她把盆子“哐啷”一摔说：“一个大男人做这种小事干什么，没出息，还不滚回去写作业？！”我只好蔫蔫地出来了。
她惟一会给我好脸色是我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她用手一遍遍地抚摸那成绩单，随后用浆糊仔细地把它贴在墙上。而且当天的晚饭，她必定会给我做一张肉饼。
我不在乎她给不给我好脸色，但我在乎那张肉饼。我不知道爹在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子，反正自我记事起，家里的饭桌上就很少见肉。为了那张肉饼，我念书很拼命。
但上初二时，新开了化学课，什么二氧化碳硫酸钠，我一听就犯晕。为了期末考试不考砸，我只好学邻桌的女生作弊，用圆珠笔在大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大片。但女生有长裙子遮着，我穿的是短裤，所以老师很容易就发现了。
我被她拎进家，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顺手抄起一把扫帚就打我，打得我后来麻木不知疼。但我一声都没有哭。她问：“你怎么不哭？”我说：“我就是不想遂你的意！”她气得声音都发抖了：“冤家呀，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后来我每天放学后，都去化学老师家里补一小时的课，补完课我就去山上砍柴，去捡废品，去帮同学家糊纸盒子，换钱交补课费。她问：“要不要我帮？”我说：“谁要你的臭钱！”她居然笑了：“好，有志气。”
当然，不管我多么不情愿，我还是要依赖她的。我穿的衣服鞋袜，吃的饭菜汤水，交的学费资料费考试费，哪一样不得靠她？她把我的每一笔花销都用本子详细地记录下来，说：“这些都算你借我的，将来你要记着还给我。”我简直是震惊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娘？我不屑于和她多费口舌，心想还就还，有什么了不起。
我拼命地念书，不想和她纠缠一辈子。但事与愿违，高考成绩离录取线刚好差了一分。
为了尽早离开她，我到广州打工。领到第一份工资时我只留下了100元钱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了她。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已还债××元。之后的三年都是如此。
第四年公司要实行股份制，每个职工都要交两万元钱入股，不然就视为自动辞职。我回去向她借钱，没想到她很干脆地说：“不借。”她还说：“你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我气得连夜就回了广州。因为没钱集资我被迫跳了糟。我再没给她寄过一分钱，也没写过一封信，更没打过一次电话。
我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又买了车，又结了婚生了孩子。她好几次提出要来城里看我，都被我借口拒绝了。
可她还是来了，我发现她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耳朵变得有点聋，还咳嗽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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