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感到诧异，可郎平自有考虑和难言的苦衷，在《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一书中，郎平道出了当初她出走美国的原因以及在国外那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生活。本文即摘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撤!不能躺在荣誉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宴。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