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一批自觉担当天下的新青年成长起来了。
他们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新的萌芽。
这批人大致出生于上个世纪的末期，他们享受了康梁变法和清末新政以及中华民国的积极成果：受到新式教育，民主共和政体提供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过，这种“成果”少被提及，就像意识不到空气的存在，他们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西方不仅是敌人，更是老师。
思想革命的策源地，是被蔡元培刷新过的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在全国卷起解放的狂潮，神圣的偶像被打倒，传统的价值被重估。
乡村的青年奔向城市，城市的青年又奔向京、沪，已经在京、沪读书的要出国留学。
那些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最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决定抛弃一切对自由的束缚，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甚至不要姓。他们力求对被视为恶性的传统具有免疫力。
年秋，浙江一师的同学集体拒绝参加祭孔仪式，用行动向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孔夫子宣战（此举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赞助），学监夏尊听了学生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微笑的表情，也值得玩味。
这时，中国已经“民国”一些时候了，但它使新的人和旧的人都大摇其头。李大钊曾描绘过这个过渡时代，他说，光看北京的大街上的车，就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大杂烩，中国充满了矛盾和病态。
这个时代的青年，除了切肤之痛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个可能不是属于他们的问题：救国。
中国的“问题”明摆着，国外的“主义”输入着。什么“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战的结束使中国人对一种“西方”失望，另一种“西方”----布尔什维克革命----似乎提示了救国的“捷径”。
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新气象是：解放的新青年寻求精神上的结合，让自己生活在被组织起来的社团里，社团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样式运作。所有的社团都刻意地看重会员的操行，这也许是传统的一个烙印。
这些社团活动得并不长久。后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刷新了中国国民党。这两大党都有大量活跃的五四青年。他们改写了中国的未来。
现在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青春期，因为有这种奋斗，一批当初的五四青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伟人。
毛泽东1893-1976
湖南湘潭人。1918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毛得票为全校之冠。1918年4月，毛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毛当选为干事。后来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年6月，毛第一次到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原一师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得以广泛接触新思潮和新人物。
年4月，毛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在长沙的五四运动中，毛是极为活跃的人物，他主编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毛的手笔，李大钊、胡适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后又接手主编《新湖南》周刊。两份周刊先后被省长张敬尧查封，毛于是赴京、赴沪，极力运动驱张，终获成功。
驱张成功后，毛又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他当时相信通过人民制宪，湖南人民自决自治，建立湖南人民共和国，进而联省自治，从而能够建立真正共和的民国。这一失败的尝试，却有全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