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身边名臣除了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之外，其实还有这位名叫马周的人，虽然在民间的名气远不如前三位，但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三位。例如为了改善当时的治安情况，马周就建议多处设立警鼓，让长安市民随时可以报警，大大提升了这座国际大城市的安全感。
马周是个穷小子，年轻时主修过《诗经》和《春秋》，在这方面颇有造诣，为日后服务大唐王朝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当然，才华积累好了，不等于机会马上就来。马周年轻时很落魄，唐初的时候，在基层工作，给人的印象是好高骛远，大事没机会干，小事干不来，“不治事”，遭地方基层官吏的辱骂。马周于是徒步二千多里，北漂长安找前途。
他在长安也混得不好，连吃饭都成问题，旅店老板看着他都心烦。然而，马周并不灰心，他有充分的自信，因为当时的大唐王朝正处于崛起阶段，需要总结前朝的教训，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唐朝管理层的内部关系需要协调，而他在这方面已经有成熟的建议，只是缺一个上书的途径而已。
为了找到这个途径，他想尽办法，最终投靠到唐太宗亲信常何将军的门下。那个时期的唐太宗极其需要治国的点子，甚至要求常何这样的武夫上书言事。马周终于逮着机会，代替常何上书，唐太宗看了这份才华横溢的奏章，知道一介武夫到不了这个水平，就问是谁人所写。在这种情况下，马周终于进入了唐太宗的视野，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马周对于吸引唐太宗的眼光这件事，分寸拿捏得很准，他的架子比诸葛亮还大，让唐太宗的使者请了四次才肯觐见皇帝。他的这种姿态，是反复向唐太宗强调：我是个有才而且有骨气的人，不是来谋富贵，而是来干事业的。其更深的动机则是，他以自己为试验品，让唐太宗做出一个求贤若渴的示范，从而推动唐朝人才搜罗工作的良性发展。
马周后来官居中书令，其实是相当于宰相的位置。
马周的奏章为什么能引起李世民的注意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能从人际关系和家庭伦理的角度去做引申，从而提出如何进行管理的建议。将管理和人伦挂钩，这说明他的《诗经》没有白读。例如他直接指出唐太宗不应该自己去避暑，而把老爸李渊撂在长安忍受高温，这实际上是提醒唐太宗要给以孝治天下做一个好榜样。一句话就点醒唐太宗，抓问题能抓根子，所以马周能得到唐太宗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