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了毛奇的努力，铁路、电报所施放出的巨大能量，才能被纳入一个有序的体系;现代的兵役、动员制度，也才能得到一个科学的指导。与之相伴生的，还有国民教育体系与全国性预备兵役制的确立。前者提供海量既受过现代教育又拥有无上爱国情操的兵员;后者则使国家可以在和平时期避免过高的养兵开支，战时又能迅速集结起大批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军人。这正应了传统中国“寓兵于民”的美意，而更发挥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德国人潜心研究各国的铁路系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大建铁路网。
“1864年1月19日至24日，普军依靠铁路将一个步兵师(15,500人、4,583匹马、377辆车)从明登运到哈堡，总共使用了42列火车，平均每天7列，行程175英里。”(参见前引《战争与后勤》)到1866年的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二十一天之内，展开了197,000人、55,000匹马和5,300部各种车辆。虽然仍有种种时代缺陷造成的不足，但在当时已经足称奇迹。
如此一路走来，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猛一看，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际上，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仅仅七个星期，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击垮了法兰西。(注：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利用六条主干线、三条附加线，在十八天内，将南德意志诸邦的十个军，四十二点六万人，送到前线。)
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中获利，但你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大英帝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
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