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不会选择实力过弱的国家结盟，因为这样的国家根本起不到制衡作用。除非其主权范围内有一个或多个地缘要点，否则谁也不会“与僵尸结盟”。而若真是个“僵尸”，我自可将其地缘要点拿为我有，何须结盟?
从这一点上讲，在中法战争前的十年里，日本的明治维新尚未展现成果，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并不把它当一盘菜。相反，大清国的洋务运动业已初见成效。李、左的军事才华举世公认，新军的西式装备亦为西洋人士所津津乐道，至于李所经手的招商局、开平煤矿更已开始与西商展开激烈的商战，并已小占上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令人西人对中国刮目相看。正如《泰吾士报》所言，未来东亚的大国博弈，是英、俄、清三角关系的流转。这就等于承认了大清的区域大国的地位，也默认了它的制衡价值。若是这个时候大清能与英国结盟，利用制俄来换取英国援助和外交支援，对内改革，奋发图强，历史无疑将彻底改写。惜乎这是需要高远的国际战略眼光，更需要国内大力改革的雄浑气魄，而当时大清国最了不起的外交战略家就是李鸿章了，而这位李大人终究也仍是一个半新半旧的过度性人物。到头来仍不能跳出“以夷制夷”的老思维。而其“变法”的倡议，也始终激不起国人的回应，反而被扣上一顶只知枪炮子药的莫须有帽子，至今难以翻身。
如此一旦到中法战争后的第二个十年，日本崛起，中国的弊端却通过中法战争暴露无疑，英国人就不免要重新思考东亚格局了。
唯一令大清欣慰的是，英国也不会与实力过高或发展潜力过高的国家结盟。原因亦很简单：害怕养虎为患。如果日后这个国家构成的威胁比俄国更大，那岂非得不偿失?
大清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有五千年辉煌的文明传统，雄据东亚，远眺太平洋，无疑具备了成为大国的基本条件。
反观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历史上基本是作为一个另类，徘徊在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的边缘。无疑不具备成为大国的基本条件。
从这一点上讲，英国无疑更信赖日本，而不得不提防大清。
但国际关系中的大与小是个变数。英国本土比日本还小，现在不也是全球霸主吗?女王治下的土地与人口，不是比俄罗斯还大还多吗?
这又注定了英国对日本也不会完全放心。
当硬权力变成X时，软权力就将取得决定权。
举凡一国的教育水平，政治体制，国民素质、精英团体、文化背景……无不起着或制约或推动的作用。当日的大清国，与日本比硬权力，尚能靠数量优势略占上风。若是比较权力，那就只有瞠乎其后不知千万里了。
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欧洲考察归来的商农相谷干城在给天皇的奏章中，大谈了他的一番国际战略观。对中国人而言，其读后感，用震惊是太太苍白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废绝过去之政策原则，摈却倚赖之心，修我内政，整我军旅，以策国家之安全;外树信义，正威严而勿玷辱国光;内振民心，立共守之志，以待欧洲变乱。欧洲之变乱实迟早所不免，虽则其事与我国并无直接干系,但不能不受其影响，因如此一件大事，势必动摇东洋各国，故就欧洲而论，我国虽不至卷入旋涡，然而方此之时，我国却大可一跃而为东方之盟主。”
“倘于此时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国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倘中法间发生战事，我国与其关系亦如上述。……所以，我国显然可以乘此机会，取得东方举足轻重之地位，从而使列国不得不对我敬畏。我国可以同样方法与欧洲各国并立。”
类似的分析，在大清国也不是没用。中法战争期间李风苞的预言，就是一例。此外丁日昌在1879年夏也提出过，大清于“英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发展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很遗憾，大清国的软权力体系根本不具备识别真知灼见与江湖骗子的能力，更不具备与日本展开长程竞争的能力。由于制度的沉闷，国关战略的贫血，天才的构想最终淹没在庸才的碌碌中。而日本则否。
日本不仅有天才，更有思想，有制度——教育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所有这一切，有名的英雄与无名的英雄，共同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动声色的将天才的构想化为现实。这是日本人的可敬与可佩。化为现实的目的在称霸东亚，在弱肉强食，在惟我独尊，这是日本的可怕与可恶。
此消彼长之间，大势去矣。
大清国的抱残守缺与日本的自强不息，改变了英国的选择，也改变了历史。
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英国不惜先默许日本打倒大清。就这样，日本一举颠覆了东北亚的地缘平衡，而英国肯定不会想到，在即将到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都是盟友。更讽刺的是，最终将大英帝国远东殖民地基业连根拔起者，不是纳粹德国，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恰恰正是它自己一手扶植的日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