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与抗日：臭名昭著的军统光明的一面

历史往往还有另一面。抗战时期，特务机构反而成了蒋介石与汪伪和日寇作战的暗剑。为取得抗战胜利，他们频频斩断敌人的魔爪，特务行动往往是克敌制胜的奇招。当然，蒋介石从未放弃反共，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工肩负着“抗战”与“反共”的双重任务，戴笠曾说过：“现在的工作不应该仅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了，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性质是根本否定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举国抗战的背景下，他们也参加了抗战，在上海等地与日伪进行了激烈的搏杀。本文试着通过以下几个事例让大家了解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另一面，了解那一段尘封的往事。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淞沪会战期间，为了广泛发动各界力量从事抗日斗争，1937年8月底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戴笠为书记长，总揽一切，委员有杜月笙、贝祖贻、戴笠、张治中、宋子文、刘志陆等人。9月4日，戴笠收到南京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与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成立一支1万人的队伍配合正规军作战，肃清汉奸和间谍活动，在敌前敌后从事骚扰、破坏、袭击。于是戴笠在委员会下成立了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每个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面采取三三制，下辖大队、中队、区队各级组织。戴笠为别动队订下的行动原则是：首先，向最危险的地方行动。其次，国军前进时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掩护破坏，潜伏搜集情报，减少撤退困难与损害。最后，只讲战果，不顾牺牲。第一支队由何行健负责，成员主要是帮会分子;第二支队的陆京士和第三支队的朱学范都是邮局工会领袖，支队中的成员多是工会分子;第四支队由戴笠在京沪一带的特工组成，支队长是特务骨干张业;第五支队是戴笠的老部下陶一珊带领的学生军。在当时情况下别动队仓促建军，而且部队人员庞杂，许多人又没有战斗经验，很可能这支队伍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戴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支队伍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利用杜月笙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2.以黄埔系统为骨干力量。何行健为黄埔二期，张业是黄埔三期，陶一珊是黄埔六期，中队长以上的职务都由黄埔同学担任。他还要求黄埔毕业生调查处为其输送尉、校级资历者600人来沪报道，分别安置为各级干部。3.加强班长一级人才的力量。戴笠借调了在浦东驻防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部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到别动队服务。

别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上海南市一带负责治安、肃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的四个支队均按照计划配合正规军部署于苏州河沿岸。因为日军炮火猛烈，别动队难以深入敌后，但他们仍与正规军一起并肩血战，虽伤亡惨重仍战斗不止。在淞沪抗战中，队员们感天动地的英勇事迹不胜枚举。一支队的大队长李穰在日军坦克向四川路冲击时，周身捆满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支手枪，率领队员向敌人冲锋。后因我军炮火击退坦克，他才没有拼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第三支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接连三个昼夜不下火线，他的队伍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中队指导员也在战斗中牺牲。毛勋负伤后与幸存战士掩蔽在一座桥下柴堆里，惨遭敌机轰炸，毛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因伤势严重而残废。后来战势逆转，国民党军退往苏州河南岸，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四支队奉令在苏州河北岸掩护正规军撤退，在战斗中全部牺牲。最后在正规军撤离时，南市地区留下五支队和二、三支队一部固守，以五支队长陶一珊为右翼指挥官。别动队誓死不退，坚守3天，掩护十万部队退入法租界，戴笠亲自召见陶一珊并发给他特别费以资鼓励。五支队化整为零在京沪地区潜伏，一支队在浦东地区搞游击，其余特务大队及青浦、淞江训练班，佘山教导团等共1700人退往安徽祁门县历口镇整训，后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第一团”，何行健率领的一支队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当时据人事科调查统计，别动队阵亡官兵在1500人以上。从淞沪战场撤退后，负责收容别动队人员的前方办事处仅收容到2000多人，其余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或者流散了。戴笠奉蒋介石电令：“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沪、沪杭沿线之国军，期以加强敌后游击工作。”到1938年4月底，已经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以及教导一、二团，总人数1万余人。1938年5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戴笠任总指挥，前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为副总指挥，设指挥部于汉口，以安徽屯溪为前进据点，逐步向京沪附近沦陷地区挺进。

之所以其名为“忠义救国军”是因为别动队中有大量帮会分子，“忠义”观念易于团结。另一方面戴笠也想以此名与共产党的游击队相区别，从中可见戴笠的用心。作为国民党控制的武装部队，忠义救国军由最初单一抗日的性质到后来有所改变，它一方面与汪伪作战，另一方面与新四军等中共的部队摩擦不断。抗战胜利后被改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后被解放军全歼。

假币制造者

日本为了取得战备资源和贸易的需要，伪造了大量法币和地方货币。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民国二十九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据统计抗战期间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日本人以100：60的比例将假币卖给不法的钱摊，使之得以进入非沦陷区。这些假币以假乱真，大大增加了后方法币的流通量，并对法币价值及大后方物资补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物资外流、稳定大后方经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计划伪造沦陷区货币来抢购战略物资。

1942年初，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仿造汪伪货币，破坏其金融的计划。此事由宋子文、贝祖诒、戴笠三人负责，并获得了美国的帮助。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在国内收集了各种敌伪的货币，宋子文在美国秘密联系印钞厂代印。在美国所仿造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的两种钞票。当时使用假钞分东南与华北两路，运送假钞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装钱的木箱子外写明“特物”两字，下面编号，只有收件人才能开箱，连运送箱子的押送人员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东南地区由忠义救国军各个支队、浙江淳安的货运局长负责，东南办事处处长指挥，这一区域一共运进了一万五千箱假币;华北方面由重庆用专车押送到老河口货运局长处，经商丘转送华北各地。除由美国代印高仿的沦陷区钞票外，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军统局也曾自印伪钞。戴笠专门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附近建有厂房，并从昆明中国银行印制钞票的单位等处挑选印刷工人。

日伪为了打击假钞，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和恐吓手段，使“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一定影响。戴笠在报告中承认“特券”在沦陷区“未能达到预期成效”。特别在华北地区，日伪的“银联券”发行时间长、品相破败，而“特券”纸张精良、面貌崭新，故容易辨认，被发现扣押的次数较多。运送到商丘的第二批假币被日军发现，已经运送到界首的假币只好就地烧掉。东南地区运送的假币在浦东抢购物资时被汪伪发现，不得不通知各地停用。日本人发现有大量假币流入市场后，他们也不断地变换货币图案，以此来阻止假币的流通。可是重庆的仿制速度也很快，而且印制的水平不断地提高，使日本人防不胜防。秘密就是军统在日本的谍报机构里安插的特工——林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