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中央军保存实力：“桂系”部队也越打越多,一个经典的战争故事带你走进炮火连天的战争世界!
抗战中的“桂系”部队为何越打越多
据刘斐披露，1936年“两广事变”时，桂系正规军外加民团，“一起约十多万兵力”;桂系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以广西及当地人为中心结成的一个军政派系，为西南地区军政集团派系之一，主要控制广西及广东、湖南部分地区，代表人物有陆荣廷、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国民党军队中，桂军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那么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究竟又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束，则已拥百万之众。桂系抗战，何以能够越打越多?
抗战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实力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桂系与蒋介石实现和解，但矛盾依旧。12月，当李宗仁听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曾打破滴酒不沾的习惯，满饮了一杯白兰地，高兴地说：“蒋公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蒋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国人之义愤!”
但“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
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两广事变”，打出的就是“北上抗日”的旗号。白同时告以蒋允许桂军扩编的承诺，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由此，桂军在原有14个团的基础上，招募新兵10万人，扩充为40个团。桂军2个军的番号，扩编为5个军，组成第十一(李品仙)、十六(夏威)和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损失颇大。其后，桂系再度改行李宗仁早先保存实力的方针。
在第五战区，桂系致力于收拢杂牌军，尽量不与日军交战
抗战期间，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其主要扩充手段之一，是积极收拢杂牌军，并与日军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下辖的大都是“杂牌军”，有西北军，也有川军。此时李宗仁就“乘机团结杂牌军队，延揽各派系人才，扩大自己声势和实力。”第二十二集团军属川军，装备落后，二战区阎锡山、一战区程潜都不愿接纳。白崇禧发电报询问李宗仁要不要川军，李回答：“诸葛亮用草人尚能胜敌，五战区欢迎川军。”
李宗仁为招揽西北军将领，在樊城、老河口等地专门修建宾馆，准备好鸦片和赌具。出身广西，曾在冯玉祥、宋哲元手下任职的黄建平作为李宗仁的使者，消除桂系和西北军之间的隔阂。1941年，汤恩伯要收编米文和部(原石友三属下)，结果在黄建平的引荐下，米文和被李宗仁收容。五战区保留了米部原有建制，并发放了充足的粮秣补给，以致“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米文和的六十九军与刘和鼎的三十九军挂着军的番号，实际加起来不足两个团，且将老兵衰、装备破烂。但李宗仁也对他们礼遇有加。
对日军，桂系与之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1944年，驻扎在合肥东南的伪军团长陈俊之，希望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商谈“防共”。日军制定的协议内容为：“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后来，桂系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1945年5月，新四军出兵进攻漆道徵所部，漆道徵一面向李品仙求援，一面“催日军出兵夹击新四军”。日军得悉后，就结集人马，“作战斗准备，直接威胁新四军侧后的安全。因而新四军不得不迅速结束战斗，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
为巩固广西、争夺安徽，李宗仁还积极地与中共合作
抗战中，桂系暗地里继续坚持反蒋立场，故在广西、安徽大量安置中共党员，以此营造“民主”形象的同时，并利用中共，为桂系的扩张和反蒋，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大量任用中共党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
在第五战区，中共党员钱俊瑞负责战区文化委员会，胡绳、范长江主持《鄂北日报》，刘士衡为潢川青年军团教育长，其他倾向中共的作家姚雪垠、臧克家成为长官部秘书，救国会的李公朴曾到第五战区讲学。李宗仁重用的刘仲华，“有人说刘为潜伏的共产党人，但李仍以刘为亲信，并常派刘向各方奔走”。
事实上，因为1939年秋，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的叛变，李宗仁已知道中共在第五战区的组织情况。李宗仁采取的态度是默许，他“对长官部内部和军队中的一些人政治身份和态度都了如指掌，但对何基沣、张克侠、陈启东等照样信任。甚至同他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刘仲华也是共产党人。”
蒋介石安插在第五战区的复兴社成员张元良，密报重庆说：“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蒋介石下令撤销这个文化委员会，李宗仁索性将五战区的中共党员安排到“战时干训团”当政治教官。张元良要李宗仁逮捕这些共产党，李说：“现在不是抗日吗?周恩来还在负责总政治部工作，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桂系势力扩张到安徽后，李宗仁为排斥中央军势力，选择与新四军合作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国民政府曾命汤恩伯将安徽税收划归中央。李宗仁呵斥汤说：“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不想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皖北货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莫想染指，别的省可以由你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
当时安徽局势复杂，为对抗蒋、日的觊觎，李宗仁选择同中共、新四军合作。曾任安徽民政厅长的陈良佐回忆，“在大别山里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在活动，领导人是高敬亭。新桂系在大别山的部队和这支人民武装不但没有发生冲突，并且还互相交换情报;对于敌人情况，新桂系部队掌握很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有专门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的部队却没有这个本领，所以新桂系的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的掩护。”
桂系后方根据地广西，在抗战期间已成为中共人员在西南活动的大本营
在桂系的支持下,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共即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文化宣传)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
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就是先后迁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多次到访桂林。
中共也在实际上帮了桂系的忙。1939年,桂系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蒋介石乘机派亲信参与,在广西发展势力。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则派了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广西三青团,协助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渗入。
即使在皖南事变后，桂系对所任用的中共人员，采取的也仅是“以礼相待”、“送客出门”的办法。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无法脱身时,桂系三大领袖之一的黄旭初派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将李克农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过黄旭初购买到飞机票才离开桂林的。
抗战后期，为保存实力，即便是在广西，桂系也不愿与日军死战
抗战后期，桂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在安徽、广西的历次大战中，再没有拿出桂军主力与日军硬拼。这使得战后桂系有资本同蒋介石继续抗衡。
在安徽，桂系将主力龟缩于大别山，致日军仅凭数千兵力竟能横行无忌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譬如，1942年底，日军以几千兵力进攻桂系大别山。结果，日军竟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人而攻占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并且在摧毁立煌后，又穿越大别山，进人豫南。此即“立煌事变”。
在广西，桂系也未全力应战，“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始终置诸度外”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损失掉桂军老本，将主力部队调离阵地，只以两个师及其他零星部队约2万余人防守桂林。由于桂系意图保存实力，不肯力战，导致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都很快沦陷。当时广西99个县市，被日军占领了75个。
桂平反攻战时，中国方面本处于优势，但因为白崇禧为避免桂军在第一线作战而遭受损失，将桂军配置在粤军第六十四军的后面，以致影响战局，使桂平日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正面，让敌人援军安然渡过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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