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军，一段落满尘埃的陈旧记忆，一个让年青人倍感陌生的历史名词，这支纵横阖捭近半个世纪的地方军事集团，开端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终结于1949年4月太原战役的隆隆炮声。
晋绥军之“晋”，指的是山西，晋绥军之“绥”，指的是当时的绥远省。早在清代，绥远道做为山西四道之一隶属于山西，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而实行了“晋绥分治”。1926年，阎锡山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获胜，取得绥远的合法控制权。从此，晋军被称为晋绥军，晋绥军高级将商震、徐永昌、傅作义先后兼任过绥远最高行政长官。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与山西被日军物理分隔，绥远被划归第八战区，此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绥远由接受中央任命的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董其武控制。
晋绥军的历史贯穿了民国的大陆岁月，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巅峰时代，经过四次扩军的晋绥军一度拥有二十五万人的规模，成为阎锡山发起“中原大战”、挑战蒋介石权威的资本。显著的地域性是晋绥军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三晋子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无论盛衰强弱，晋绥军的根始终在山西。草创之初，军阀环伺，强敌觊觎，晋绥军先后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张作霖的奉军等军阀的进攻，牢牢掌控着山西这块根据地;鼎盛之时，晋绥军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和京津两市，但他们的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过山西;民族危亡的之机，山西大部沦陷，晋绥军“宁在山西牺牲，不到它乡流亡”，始终战斗在表里山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势头正盛，在平张地区击溃西北军宋哲元部29军后，于8月14日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以东条英机中将为统率，兵锋直指晋绥地区。阎锡山抱病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南京军事会议。
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布置全面对日作战，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察三省所有部队，在此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共编为六、七、十八三个集团军。杨爱源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任副司令;辖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副军长周原键。下辖第七十三师、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第三十四军、军长李杨澄源，副军长傅存怀。下辖第七十一师、第一九六旅、第二0三旅。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任副司令，下辖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兼)，以及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第六十七军。而阎锡山就靠着这支部队支撑着山西持久抗战,山西也成为国军在华北最后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