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血水流进大冶金牛镇三根祠街口塘中，从此，我们把这口塘叫‘血水’塘”……昨日，记者到省档案馆翻阅抗日档案，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字，似乎要跃出纸面，悲愤呐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湖北省根据中央要求开展抗日史料的征集和调查，留下了这批浸透血泪的宝贵史料。
杨植夫：“亲睹八九人因酷刑惨死”
“1940年我在武昌十字街44号开设香烟店，4月24日下午，突有日寇宪兵队队长小田，将我抓捕……”武汉居民杨植夫在控诉书中说：“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密探，我不承认就将我悬空吊起，用烟熏、火烧、水灌、电触，长达5小时之多。我昏死过去两次，均用冷水浸醒。”
第二天，日寇要求杨植夫放弃生意，为他们做情报工作。杨植夫以养家糊口为由拒绝，小田大怒，命令四人用大木棍轮流暴打。“我四肢俱折，血将头发全部胶住”，杨植夫说。日寇将他囚禁的5天中，杨植夫亲眼看见八九人因酷刑而惨死。
由于130余家商铺担保，杨植夫被释放，诊治3个多月都未能痊愈，落下终身残疾。后来，日寇又到他家勒索脚踏车30辆、金戒指12对、法币数千元。
周秀清：“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1940年农历二月初九，日寇血洗了我们周家大湾。”孝感村民周秀清时年18岁，他说，日寇挨家挨户将村民驱赶到湾外的稻场，50多个男人全部强行跪下，一顿猛打后，从北边开始，日寇将头5名人的肩头一拍，带到约莫三四十尺外，当做活靶子开枪射击。
之后，周秀清和30多个青年被赶到一条水沟边跪下。他回忆，“我低头向后一瞥，敌寇在背后坡地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喷射过来，我感觉皮肤像火似的灼烧，随着惨叫声，一个个都倒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我恍恍惚惚从死人堆中向前看，只见前面小山上的松枝在晃动，才意识到自己没死。再看看倒在沟里的小伙伴，个个都被打掉了后脑壳，血水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听到日寇说话，周秀清一动不动趴在原地。没多久，日寇又对着尚在挣扎的人补了几枪，周秀清的右腿和右臀被打中，再度昏了过去。傍晚，周秀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64户的周家大湾，4人重伤得以生还，不过都是终生残废。”
吉广智：“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1938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大冶铁山。一份作者署名为“吉广智”的档案记载：“铁山很快变成一座法西斯集中营，到处设碉堡、哨卡、围电网，对矿工和农民实施了枪杀、活埋、灌辣椒水、上电刑、练刺杀、狗咬等各种酷刑。”
一次，日军抓了13个不肯为他们卖命的矿工，让他们自己挖好坑，把他们全部推到坑里，往里填土，当土填到接近头部时，日军举起枪托猛砸被害者头部，打得血浆四溅。有时，日军还把矿工推入坑内，倒进生石灰，再倒进冷水，使坑里的生石灰产生高温把人烧得皮开肉绽，活活痛死。日军把这种残害人命的方法叫“泥鳅拱铁山”。
矿工下班要过一道道关卡，很多青年妇女就给自己脸上抹层锅底灰，就算这样，有时也逃脱不了日军的蹂躏。矿工们悲愤地说“过一次关卡，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杨道爽：“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
杨家大洲，位于宜城璞河镇东约10华里处的汉江荒洲。杨道爽说，乡亲们躲在这儿也未能逃出日军的屠杀。
1940年农历4月29日，12岁的杨道爽在父母的带领下，和神色慌张的乡亲们一起往洲上跑。“我们气喘吁吁，刚坐下来，突然扑来一群日本兵，用明晃晃的刺刀戳人，顿时许多乡亲丧命。”杨道爽亲见杜大朝和他的三弟、五弟，杜家柯和他不满12岁的儿子都被杀死了；正在害病的杜道斌被妻子用驴驮到大洲，妻子为了保护丈夫，伏在丈夫身上，日军将夫妻俩一起刺死；鲁某的妻子和他18岁的妹妹被日军轮奸；杨生贵一家4人全部被杀。杨道爽的叔伯姐夫吕敬城及哥哥也被杀害。
“一个日军用刀砍我父亲时，我父亲用胳膊一拦，奋力将日军打倒，拼命逃出了虎口。”杨道爽说：“我吓得昏在死尸堆里，侥幸躲过了日军的屠刀。”这次日军在杨家大洲杀死父老乡亲400余人，致残200余人，“连汉江的水也变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