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谟,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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