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此语，出于明末清初的欧一陽一直（又名欧一陽一睿年）的《蜀警录》中。两句话的最早因由，可能来自《北周书》上描写蜀人的一句话――“贪乱乐祸”，也可能来至隋文帝曾描绘巴蜀之人--“人好为乱”。意思是说，好像四川人好乱，难治，刁顽。而郭沫若从文学角度看则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一性一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一性一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精一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一性一和彻底的建设一性一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蜀”地，从古走到今，应当包括现今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包括蜀道难、三峡险。
“蜀人”，从自“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到西晋的大规模的移民；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迁居四川。还有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换血”就已达六次之多，以至于达到了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土著，亲戚遍全国。陈世松的《天下四川人》中讲：“大一姨嫁陕二姨苏，大一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全国各地之人皆入蜀成为“蜀人”。“蜀文化”也在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各种文化进入蜀地并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间进行碰撞、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
“蜀地”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一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进入无政一府状态；而当天下巳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版图，需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因为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险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后大局已定的时候来平定这块地方。唐一人魏颢曾经说过：“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川蜀历来“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天下粮仓，战略要地。”蜀人，“民风彪悍，富于思想，敢于创造，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富于革命冒险一精一神。”
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咋如此特殊？
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区域，里面的历代楹联中，要数赵蕃的最为知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联中用典，皆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处边陲，有别于中原的民情。
民间俗话中，对此也有反映，最着名的莫过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证诸历史，非为无因。辛亥革命的先声，即为四川保路运动，此先天下而乱；两汉之间、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历代王朝统一过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后平定的地区，此后天下而治。那么，为什么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观的解释，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盆地地势独特，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经济上来看，盆地面积高达十六万平方千米，其中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因此，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四川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蜀地足以独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独树一帜，虽无力进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将定之时，蜀地又因僻处西南，无关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纳入版图之地。
这一解释，对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说服力，得陇望蜀，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而最后平定，符合这个规律。但是，何以会“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一解释却未见得充分。
所谓乱，也就是造反，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规模的造反。在大一统帝国治下，造反不绝于书，起因多为民众难以忍受无尽的压榨。蜀地先乱，并非是指此地压榨独狠，造反独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规模之乱，尤其是当王朝统治步入晚景之时，尤其如此。
笔者曾于前一篇专栏“敢把皇帝拉下马”中提及，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但这仅仅是其成因的一个方面，造反要成规模，固然离不开各地民众的感同身受，群起相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镇压力量相对涣散薄弱，才会此长彼消，迅速壮大。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将统治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实行相对无差别的政治和经济攫取，埋下了群起响应的种一子，而受制于资源的约束，帝国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镇压力量，加上中央帝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战略目标，配置其镇压资源，于是，就在帝国境内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现造反，镇压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对更容易发展壮大。
中国古代军队（资料图)
帝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政权安全，为此，常常将其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边，此即是所谓的“内重外轻”，历代统治，无不如是。一旦出现地方武装力量坐大，形成“内轻外重”之势，如唐末之藩镇，又如清末之湘军淮军崛起，王朝的气运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帝国的另一战略目标是防范外敌入侵，为此必须把力量布置在外敌可能入侵的线路上，以资防范。中央帝国的历史，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相始终，在其大部分时间内，都不得不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并为此构筑众多的防御工事、维持畅通的交通路线、甚至不得不将帝都靠前安置，以利于调集转运人力物力。
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遂为常态。也因此，一旦出现造反，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加之路程遥阻，也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一供了条件。
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即是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打着“均贫富”旗号，就由一万人发展到了数十万人，攻克成都，建立政权，势力几乎扩大到了盆地全境，北宋朝廷不得不从外派兵，分别由剑门和夔门入川，才最终将之平定。因此，即使蜀地与其他地方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却因为镇压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
此外，蜀地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为“蜀先乱”提一供了助力。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区域文化发育甚早，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表明，同一时期的巴蜀文化并不逊色于同时期任何地区，且邻接中原文化，很早就与其他地区广泛交流往来，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更是彻底并入到统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以至于今。
富饶的川西平原
但是，古时出入盆地，动辄经月，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在区域之内具有更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往来，一旦出现造反这样的大事件，原本存在的密切往来就可以转化为对抗政权的组织资源。如清末保路运动时，面临清军压境，成都的保路一党一人就通过在木板上写字的方式，顺江传送这种“水电报”，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广泛响应。
“天下未乱蜀先乱”,表明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大一统帝国强大背后的软肋，只是，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成，军事镇压力量的配置已经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依靠自然条件和地理距离已经不足以赢得类似的条件，也因此，“蜀先乱”已经成为绝唱，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已经将“天下未乱蜀先乱”之类的传统智慧总结彻底终结。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起因，却正是因为要建设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而被调集入川的湖北新军，也正是拥有热兵器的现代武装。而最终，革命一党一人抓住了湖北新军离开后的军事空虚，得以在起义后迅速站稳了脚跟，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北议和，清廷逊位，一个原本要结束“蜀先乱”的现代交通规划，却导致了“蜀先乱”的最后登场，引发了谁也无从预想的王朝覆灭，这或许就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