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关注，同时也备受漠视的一年。受关注，是因为这一年有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义和团运动的总爆发和八国联军侵华；被漠视，则更因为这两个巨大的历史标签，它们的宏大掩盖掉了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帝国内部所出现的无可弥补的巨大裂隙。
如果说东南督抚们一致行动，抗中央之旨不遵，而私自搞人臣外交，擅自与西方列强签订协议，达成东南互保尚可勉强算做一种慈禧所说的“老成谋国”之举的话，那么，那些一方面在明面上参与东南互保，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筹划“两广独立”和南方新政权的李鸿章、张之洞们，则明显已经与朝廷离心离德。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已经不再能够羁縻帝国这些雄踞一方的大佬们。
慈禧事后对东南督抚们“老成谋国”的“嘉奖”，也许恰恰有意无意间道出了这一年帝国统治上层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从东南互保到两广独立，再到张之洞的新政权梦，这些地方督抚们已经不再拘泥于对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忠诚，他们所效忠的，已经进化成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谋国”，而不再“谋朝”——所以他们可以冷眼旁观慈禧的逃亡之旅。
帝国上层出现裂隙的同时，民间思想和舆论也同样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年夏天，著名报人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的文章，声称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已经造成了“国亡而政府倒”的既定事实，国民们也已经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汪康年在文章里大声疾呼“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强烈要求在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
7月26日，中国议会在上海成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推举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议会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力量。议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一条宗旨：不承认通匪矫诏的伪政府（即慈禧政权），但为了取得东南督抚们的谅解，第二次会议将这一宗旨改为不承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即由不承认慈禧政权降低到不承认慈禧政权发布的“伪命”。宗旨公开之后，如愿以偿得到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默许，张之洞甚至还派遣幕僚陶森甲加入了中国议会。在公开对外宣布的宗旨之外，中国议会其实还有十二条秘密宗旨，这些秘密宗旨的总纲相当明确，可以归结为十个字：反对现政府，建立新政府。
国际社会积极的外交介入也促成了帝国社会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隐性解体。日本当局与张之洞的接触，港督卜力与李鸿章、孙中山的接触，属于官方外交性质的介入。民间外交的介入同样不容忽视。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展开对华民间外交最为积极的机构，他们在庚子年向中国提出了联邦保全策略，即在日本的保护下，由李鸿章、张之洞等南方督抚建立一个联邦，然后逐渐扩展势力，最终令中国获得统一，成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中国方面的民间外交代表人物汪康年，也曾受到日本方面的委托，前去游说张之洞弹劾现政府，迎接光绪南下，重组政府。虽然这些民间外交最后均因为种种原因无疾而终，但它们所起到的瓦解现有政治体制的作用却不可小视。
1900年，是清帝国的隐性分裂彻底化的关键年，这一年为此后的许多历史轨迹埋下了伏线——晚清立宪的不伦不类，就与此关系颇深：对于君主集权的传统帝制国家而言，立宪意味着对君权的重新界定和瓜分，但晚清立宪却南辕北辙，朝着强化中央集权的绝路一路狂奔。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中央朝廷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驾驭地方督抚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的产生，毋庸置疑，应该追溯到1900，西历二十世纪开元，中国传统历法的庚子年。
可以说，1900年，是帝国脑死亡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