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不知是出于一种迷信的禁忌还是对于文化人的敬重，石勒希望在“处理”这些人时不要流血。于是在当天夜里，王衍、司马范等被俘者被带至一堵断墙之下，士兵们从后将墙推倒，埋葬了他们。而躺在棺材里的司马越，也被剖棺焚尸、挫骨扬灰。
许多年后，偏安江南的东晋派出权臣桓温北伐中原。当桓温乘坐着高峻的楼船驶过淮泗水面时，他眺望中原，慨然叹道：“大好神州沦于胡人之手，百年城郭皆成劫灰丘墟，王夷甫诸人不能不担此罪责啊！”
既然桓温也将西晋灭亡的罪名推到王衍等知识分子的头上，我们不由得要问一问，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我的答案是，他们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什么也没做。
魏晋时代，名士所在多有。正始年间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后来又有著名的“竹林七贤”，再后来则有潘岳、卫玠、二陆、王衍、乐广。他们大多凭借高贵的出身、渊博的学识和才华、清高雅致的品格、甚至俊朗倜傥的姿容博得盛名，成为万众崇仰的对象。许多名士更因此仕途亨通官至高位。名士们爱干的事情除了喝酒、嗑药（五石散）、搞点文艺创作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清谈。典型的清谈场景如下：几个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的名士聚于风景优美之处，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麈尾或羽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点人生啊、虚无啊、文学啊、音乐啊、古今人物啊等等，类似于欧洲十八九世纪的贵族沙龙。若某人的言语辞藻华丽或意味玄妙，则必为众人推崇，成为著名的清谈家。最初的清谈尚以讨论形而上的问题为主，到了王衍这一辈，就纯粹沦为了形式主义的社交工具。常常是聊了一大堆看似玄妙的话，实际上什么意义都没有。这种风气以名士们为榜样，迅速在朝野上下流行开来。导致整个社会以不理庶务为荣，以努力干活为耻；以虚浮放诞为荣，以简朴自律为耻；以藐视名教为荣，以遵守礼法为耻；以糊里糊涂得过且过为荣，以讲原则认死理为耻……总之，朝廷里尽是尸位素餐之徒，而没有几个干实事的人。比如王衍的堂兄王戎，虽然位列三公，但在朝政上向来是“与时浮沉，无所匡救”，而王衍本人也是“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这就是所谓的“清谈误国”。所以当晋朝这辆马车迅速驶向深渊之时，朝臣中并没有产生如后世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人物，也没有产生如清流党、东林党那样的团体。对此，王衍之徒是要负上一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