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渊被杀之时，崔浩也在朝中为官。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他岂不知这是一条充满了机关陷阱的险途？然而一则为了回馈拓跋焘的信任，二则出于知识分子文以载道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感，他还是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将这副重担挑了下来。十年后国史修成，崔浩将其与自己批注的五经一起刊刻于石板之上，立于京师通衢之所，却不料终究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在这部记载从拓跋部先祖至“今上”拓跋焘时期的国史中，出现了太多令包括拓跋焘在内的鲜卑贵族们颇为忌讳的事迹。虽然这部史书的具体内容早已无人知晓，但我们可以想像，其中像拓跋珪生母贺氏曾上嫁其“公公”什翼犍并又生下子嗣这类汉人看来逆天理、乱人伦的丑事恐怕是免不了的。蒸母报嫂、翁媳婚配这些游牧社会特有的传统习俗，在拓跋部并未入主中原之时尚属稀松平常之事，而到了渐染汉风的拓跋焘时期再回头去看，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耸人听闻了。崔浩将这些丑闻秽事如实记录于史也就罢了，居然还刻在石头上公开出版供人浏览，就实在是让这些不愿正视自身历史的鲜卑人情何以堪了！于是朝野大哗，纷纷指责崔浩的史书“暴扬国恶”、“备而不典”，摆明了是要扯下咱们老祖宗的遮羞布给咱们难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