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济大业”,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时,非但不“退功臣”,反而任之以显职。据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其时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与以上四大将军官次相当,亦应入表)、前将军耿纯、右将军万修均为开国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又以“功次轻重”为标准分封,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纪》:“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谏,光武竟宣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遂遣谒者而授印绶。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获得与功臣同等的优待。《后汉书•侯霸传》:霸以“明习故事”,累迁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诏吊曰:“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曰,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文吏爵赏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为一项通行的原则。功臣在东汉新政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文吏,由此略见一斑。
建武功臣拥戴光武称帝,同时对皇帝权力又有所干预,他们最初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有压倒光武的趋势。《后汉书•王梁传》记载,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俱击檀乡,军事指挥大权归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既不禀大司马,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以梁“前后违命”,派尚书持节往军中斩梁,但最终又将其赦免。
尽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样肆意妄为,然而他们无疑要比文吏难于控制。范晔论光武“退功臣进文吏”事,着眼于他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背景:光武为了确立绝对权威,需要对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约,以文吏为施政的爪牙。但是,功臣毕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武开始只能通过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光武转战河北时,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从南阳、颍川追随光武进入河北,充当其大司马、破虏大将军府早期僚佐的人物,见于记载者有邓禹等十余人,除朱浮为沛人,陈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阳、颍川二郡。袁宏《后汉纪》谓光武刚到河北时,“官属腹心皆南方人”,这些“南人”地域观念十分强烈,身在异乡,总是怀念桑梓。
“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六人在《后汉书》中有传。而耿况、彭宠、景丹、吴汉等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
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优势。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份,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的意图显而易见。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的议论中也有所体现。如《后汉书•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光武在渔阳郡平息彭宠叛乱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但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恂为相,寇氏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由此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光武帝“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而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为:“(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尽管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那么,“新臣”与“旧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_page_#}“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帮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尤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四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狙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次我上书说当先攻击充县,粮食运输虽困难,可兵马好用,几万军人都争先应战,如今驻扎在壶山头,竟不能前进,即将疫死,实在令人痛惜。前次到临乡,盗贼无故前来,如果夜里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消灭,而马援却贻误战机,因此失利。”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为梁松所陷,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使新臣如马援辈在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于“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出一致的立场,他们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后汉书》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严设防范外戚干政。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酿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纵观东汉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于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不过,此处“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备儒学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等,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但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源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而事实上光武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会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做出透辟的阐释。
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在其称帝之初就已显露端倪:当时光武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大司徒一职,光武虽属意伏湛,却由于伏湛不是功臣,而仍须由功臣邓禹挂名。不过《伏湛本传》又说:“车驾每出征伐,(湛)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可见,伏湛以司直行大司徒事,实际权力极大。至建武三年(27年)闰二月,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伏湛接任大司徒,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
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55年),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除韩歆“以征伐有功”外,其余六人都是文吏。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最初也被功臣所据有的大司空一职,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就已改授文吏宋弘。至于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其中见于记载者就有伏黯等17人。
光武大量擢任文吏,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光荣地退出政治舞台。杜笃谓“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又可以说是功臣们共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