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拜访了另一个院子，“这里住着一队从前方回来的工人，他们刚刚经历了最近一次大战役，离白热化的激战中心仅几英里远。他们修建的那段公路落下了上百发炮弹，他们不时要根据炮弹的落点规律四处躲避，最危险的一次是有枚炮弹在离他们50码的地方爆炸。后来命令改变，让他们放弃装备立即撤退。没有交通工具，他们日夜跋涉赶路，困了倒在路边地下就睡。虽然撤退得相当仓皇，但大家相互扶持，照顾那些掉队的人。路遇美军向他们支援了食物，后来他们坐上了火车。一周后，这队工人终于回到了中国旅，奇迹是，竟然无一人受伤。经过数日短暂休整，他们换上新制服，配上新工具，重新投入新的任务”。弗雷德里克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听布道的情景：“我热情赞扬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勇敢和贡献，他们禁不住喜笑颜开。接着，当我讲到上帝和耶稣的爱，讲到危险、恐惧和死亡如何能转变成不朽，讲到我们宗教里唯一的救赎之路时，他们睁大的眼睛里满是热切。在他们来欧洲之前，没人能想象到他们的命运和信念会经历如此大的波折起伏。战争的体验和冲击仿佛是上帝之犁翻动了他们沉寂已久的心灵之田，现在是播种的时候了。”
活泼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发起组织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员和乐师均是中国工人。演出在圣诞节那天举行，露天的场地被围得人山人海，好几个小时的表演过程中，观众们如痴如醉。基督教青年会还在劳工旅组织其他表演节目、以及娱乐和教育内容——当然要在英国政府的审查监督之下——包括音乐剧、足球赛、写信课、英文课等，还组织大家探望医院工友。弗雷德里克评价道：“基督教青年会展现了真挚的兄弟之情。这十万华工，真的令我们百感交集。”
华工：苦难与荣耀并存
年11月战争结束后，法国依然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工人继续在工厂、医院、建房点里工作。部分工人则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尸体。与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华工相比，效力于法国的华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在工作之余，他们和法国公民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据估，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适应并留在了法国，其中小部分人还娶了法国人做妻子。战争使法国损失了近200万婚龄男子，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于是法国妇女的身影也出现在那些生产机器设备、坦克和其它武器的车间里，一些中国工人就是这样接触到了他们未来的法国妻子。为英国干活的劳工则未能获得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英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了。那些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华工得到了一笔补助，相当于他们12个月的报酬，除此以外，他们回国后就再也得不到其他照顾了。
相比于牺牲的同伴，活下来已算幸运。部分工人还没登陆欧洲就离世了：德国潜艇杀死了543人，航路上死于疾病的人员数字则没有统计，甚至还有一些劳工在船靠岸之前因为无法忍受拥挤狭小的空间和晕船而跳海。劳工旅中的传教士也有损失，例如有一位在“阿索斯”号船被击沉时为搭救中国工人而死。
中国劳工在欧洲伤亡的数字，缺少准确的统计。在四个专为华工开辟的墓地里，有大约2000座墓碑，当时有60多位工人在战争结束两年后才回国——因为他们要把牺牲的同伴名字刻在墓碑上。在这2000座墓碑之外，有不少中国劳工分散埋葬在各军事公墓里，甚至还有的未留下墓碑。在滨海努瓦耶尔的华工墓地的大门上刻着一行字：“一千九百十四年至十八年世界大战，中华工人死于战地或积劳殉身者九千九百余人，遗骸业藏于法境诺埃尔勒（努瓦耶尔）”。想想他们的命运真的很悲惨：勇敢地离开家乡，奔赴陌生的数万里之外，经过一番挣扎，却葬身于异乡，他们的家人无法来此凭吊，甚至连他们的墓碑在哪里都不知道。当战争结束，士兵们为幸存而欢庆时，华工们则在清理战场上未引爆的炮弹时继续牺牲。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和关键地点，他们建成并维护着加来和布伦的军事摆渡港。中国劳工在艰危环境下也能保持严明的纪律、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受到欧洲人的高度称赞。1918年担任中国劳工旅第二大队指挥官的马尼克·格尔（Manico Gull）曾评价道：“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中国工人是左右着战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劳工旅集体获得了“英国战争勋章”，五次获得“军功奖章”，两次获得“皇家人道集体铜质勋章”。
但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未像它原先所期望的那样凭借劳工的贡献而获得足够的尊重和承认。战后在谈判桌上，中国并没有被当作战胜国来对待。中国的基本要求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考虑到华工主要来自山东省，这种要求似乎难以拒绝。但《凡尔赛条约》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这是强权国家之间玩耍的政治和外交游戏，中国只不过是个受歧视和被牺牲掉的二流国家而已。中国代表团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不过，华工们的付出和牺牲并非全然白费，中国政府至少凭此获得了据理力争的机会和坚持己见的底气。1921年，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再次提出山东问题，经过谈判桌斗争，最终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山东主权。中国还在会议上正式向英国提出收回山东威海卫租借权，英国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与中国展开谈判。
常言所谓弱国无外交，但客观评价，一战前后，相对于其时困顿虚弱的国情，政府于外交眼界与外交谋略方面，却足兹称道。一战正酣时，德国曾向中国投出橄榄枝，承诺只要结盟，便归还山东。而中国政府清醒判断出德国战败的概率更高，与之结盟将导致战后中国成英法等协约国列强俎上之肉，便未应允。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并未任人宰割，相反颇显以弱抗强折冲樽俎之能。中国甚至曾在一战期间提出派兵参战，虽因费用负担问题而无果，但转而布下的劳工棋子，确实为保护未来的外交利益添加了重要筹码。
中国劳工旅的大多数人在1919年和1920年回国，留下来的三千人在欧洲扎下了根，构成了当时法国和比利时华人社会的核心。他们中许多人来自浙江省的青田和温州，其中有位名叫叶清元，在1917年底报名参加了劳工旅，他曾解释其原因：“浙江青田是一个贫穷的小山城，天灾人祸，人们无法谋生，我们一批青年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条生路，一哄而拥去报了名1918年11月，德国投降，法国政府发给我们每人一笔奖金。我和堂兄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附近开了一间小餐馆，法国人好奇，都要来尝尝中国菜的滋味，生意很好，半年光景后，我们都忙不过来了”1920年底，他积蓄了一笔钱，回到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然后带着三个兄弟再赴巴黎，开设店铺，一半卖杂货和青田石雕，另一半开饭店。一直干到1985年才退休，回青田老家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