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进士取仕的制度涉及无数的诗人，他们有人因此而官高名显，也有人为此而困苦沉沦。这其中的李白与杜甫与进士取仕制有怎样的关系，也是不能绕过的问题。如果简捷回答就是：李白未走以进士求官之路，杜甫两次以进士考试求官皆未成功。
李白在年轻时代即满怀经国济世之志，渴望功名，自负才力。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自己之志向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所以“投竿佐皇极”，大展经世才，是他平生自许。在当时的一般士子，普遍走的都是考进士而求仕，而李白狂放疏阔，忍受不了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穷年苦读，在“白发死章句”的别无聊赖中争取未来，他要别寻通向仕途之路。所以尽管青少年时期的李白也遍览百家之书，但他兴趣所向却是老庄、佛经、阴阳五行、纵横术、任侠、击剑，还有不按章法、任性所为的诗作。这一类为进士考试所无用的偏学，在同时代的士子中是无人可比的。然而带着这些学问走进以儒家正统为标准的进士考场，只能是天生我材不得用，无法适应所问之题。所以十分聪明的李白，深具不向科举之路讨没趣的自知之明，因而从未有考进士的想法。然而在当时欲当官必走进士路的情况下，李白却既想当官入又不想考进士，那是坐等天上掉下官帽落在自已的头上吗？不，他是别有蹊径，以求奏效。原来李白的清高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笑傲王侯，粪土权门，那都是他用不着的势力；而对于他着实有用的王公大人，他也是不得已而低首下心，登门上书求为引荐的。为了进入仕途，他除了广造自己的诗名，就是上书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中、高不等的官员。如他以文气磅礴着称的与韩荆州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主题都是推销自己以求推举，但皆无效果。出人意料的是李白结交了道友、高级道士吴筠，他们在剡中谈诗论道，吴筠对李白很赏识，于是进京向唐玄宗和作为女道士的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李白得到了“王命三征”，入京面圣，“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之机，自以为从此可以辅佐君王、兼善天下了。实际上授予他的“供奉翰林”，不过是“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一个帮闲的词臣。李白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名分上混了三年，他自己也看透了，也干够了；唐玄宗也看够了，也用够了，给了他一个“非廊庙器”的恰当鉴定，“优诏罢遣之”，也就是史所共载的“赐金放还”。李白入朝三年，徒得虚衔，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自体验了宫廷生活，为他以后写诗丰富了题材，而他本人在朝廷的实遇与传说，足可为吴承恩写孙悟空大闹天宫提供许多世俗的素材。
比起李白，杜甫的求官心理更为迫切，他走的是传统儒生的进士之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杜甫在东都洛阳参加了进士考试，这一年共录取了二十一名，杜甫以二十四岁的士子名落孙山。这个年龄第一次落榜在当时是常事。杜甫又经过十四年的准备，于唐玄宗天宝六载第二次参加进士试。当时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此人忌贤妒能，独揽朝中大权，迫害过朝中许多贤臣，对于这一年的进士考试，李林甫“阴谋独秉钧”，他使礼部以一个不准及格的方式，把全部士子一律拒之于进士门外，以证明本朝政治清明，野外遗贤。杜甫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改变穷愁的希望一下子被击毁，逼使他只有另谋进入仕途之路。杜甫这期间流落长安，在贵族府中当门客，时去采药，又与其诗同献与接纳自己的人。他在诗中说这时他“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天宝十载正月初八，唐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大典，杜甫写成三篇赋进献，给玄宗留下了好印象，但由于李林甫从中作祟，还是没有什么入仕的作用。但这时杜甫写诗很多，也有不少名篇，他也以诗投寄给许多高官。当时他呈献给左丞相韦见素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不像李白那样在上书中主要是自我张扬，而是把自身的谦卑与自负结合得很得体，感动了韦丞丈，对他这个没有进士资格的诗人，任命了一个河西县尉的官衔。杜甫早从朋友高适那里知道县尉是一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俗吏，于是拒绝了这个任命，改任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门禁锁钥之类，品级属于正八品下。这就是杜甫改考进士路而献赋投诗的仕进之路。到头来，他的命运也还是“儒冠多误身”。
在唐代以科举取仕的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拼命于科举之路别无出路。然而真正能取得进士资格的人只是极少的幸运儿，而大多莘莘士子只有空耗寿命，美梦成空。上面说到的几个人，只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有名的诗人，他们科考路上耗去的寿命精力更易引人同情，并形成为诸多的文字记述，而千千万万的默默无闻的士子之不幸，早已与草木同朽了。
在本篇末以一首《进士梦》收结：士子求官唯一途，科登高第外皆无。白头难醒黄粱梦，未免归终意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