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冷酷而变态的做法，纣王的叔叔比干实在看不下去，就向他进谏说：“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这话戳到纣王的痛处，非常生气，觉得他这是“妖言”惑众，给他难堪。这时，妲己又在一旁添油加醋，樱桃小口一开，吐出一句血淋淋的话来：“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纣王一听，爱妃有如此求知之心，那就打开看看吧。于是，“剖心而观之”。
史书还记载，他还将九侯﹑鄂侯两位臣公醢之、脯之，就是一个剁着肉酱，另一个做成肉干;而另一位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本也要“炮烙”，但他很聪明，马上服软，并献给纣王“美女奇物善马”，以及自己的洛西领地，纣王这才松口，把他放了。后来，有点头脑的大臣，装疯的装疯，卖傻的卖傻，投敌的投敌，流放的流放，这样以来，自然民心向背，诸侯离心，很快，西伯昌的儿子周武王就起兵造反，将他打败。他不愿投降受辱，便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好的宝物，一把火把自己烧死了。而他的美人妲己，结果更惨，被反绑、砍了头不算，还被挂在小白旗上，给天下人看，说要让天下的女子都引以为鉴。
妲己真有这么坏么?无论正史典籍，还是稗官野史，妲己都是一个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样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真是这样么?
先说纣王，历代已经把他符号化成一个暴君的形象了。可这个形象离他真实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春秋时期，子贡早就有点看不过去，他愤愤为纣王鸣不平，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
而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时期，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而在晋朝，皇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些文史文章的时候，也不免会犯些职业病，又演绎出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纣王纵是不好，也不至于如此之坏。后世书生们根据个人好恶，纷纷加工演绎，以讹传讹，其谬岂不大哉?
而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传说，周时的文献没有记载，春秋时也没有，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突然很生动地描绘起来：“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据说韩非子口吃，可文章非常雄辩，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便是明证。但那时诸子百家个个口才了得，为了推销个人的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只顾激扬文字，“强”词夺理了。很多论据，也多是“想当然耳”。便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有时也会润润笔。譬如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间”的合理想象。当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酒池面积上大做文章，说可以“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样的想象力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也许，在他们看来，反正纣王形容得再淫荡、再荒唐也无妨。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他们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皇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同时，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升级。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晋语》：“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再到《吕氏春秋•先识》：“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再到后来，年代愈久，想象力就愈浓厚，写出来的史料也就愈生动，直到后世的《封神演义》，因为没有史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更是神乎其神。千古恶女的罪名，也终非她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