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营养的不足，使她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萨苏撰写，发表于《史客1202》上的《延安女性深受怀孕之苦》一文，讲述了延安性解放时期，女性受的苦与痛。
延安女大的学员
中国现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直接表现为一系列的解放运动，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会，抛弃“三从四德”的旧式道德伦理，是青年知识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开始。这场革命从来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旧伦理已经被委弃，新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婚姻自由与性自由曾一度蔓延过。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这种极端行为很快就被革命组织制止了。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残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或极端过激，或因战争环境无暇他顾而失控，或不得已而为之。“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苏区最初简单的婚姻条例，是王明从苏联改进引入的，1931年11月，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这固然为解除旧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为革命婚姻关系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共22条。之后该条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两次修订，对其中离婚条件都做了具体的列举规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执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组织纪律来约束。恋爱结婚的条件有“二五八团”和“三五八团”之说。前者为：25岁，8年军(干)龄，团级干部；后者为：男女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八路军的团职干部，男女双方必须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双方年龄之和为50岁。对此，笔者至今没有查找到任何具体的组织决定，估计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个部门自行拟定的，执行当中也时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比如，当时驻守在米脂的八路军三五九旅规定的婚姻条件就宽松得多：红军时期入伍的连以上干部、抗战时期入伍的团以上职务，年龄在28岁以上，即可就地解决婚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感觉到，随着革命女青年的到来，婚恋情况也多起来。为了不影响学习，他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抗大政治部做出决定，要求学员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领导干部没有报告，就与女学员结婚了。有人汇报后，毛泽东一纸手令，将该领导撤职，并降一级使用。莫文骅又觉得事情处理得严重了点，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情信。毛泽东叫人把莫文骅喊去，当面责备说：“你这个莫文骅，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结婚的是你，现在说情的又是你，出尔反尔，怎么搞的嘛？”莫文骅自知理亏，赶紧检讨。后来，抗大发生黄克功事件，大家知道问题严重了。
受托随何穆、陈学昭夫妇到延安的夏沙，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工作。抗大总校于1939年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又回晋察冀。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她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回到了延安。
17岁时，她与文工团一位同事恋爱。不料，另外一个同事在与她接近过程中却使她怀孕了，这时她刚18岁。她相信组织，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交代，并请求处分。张际春给她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处分，但劝她结婚。张际春说，共产党员不结婚生孩子，怎么向群众解释？也不能把你长期“坚壁”在山洞里不让人知道。你们感情不好，生育以后可以离婚嘛。1942年，张际春调任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来了新的副政委，他说共产党员怎么能那么随便，结婚不久就离婚？
为保护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私生子与一般婴儿享有同等待遇，“周岁以前之婴儿，无论由母亲养育或雇人养育，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周岁以后的婴儿，领取半成的伙食粮费，并发给保育费5元，不领伙食费者仍发10元。”(这个时期，八路军津贴每月标准是：战士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津贴也是每月5元。)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