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上升之快，是令人惊讶的。这既是蒋介石政治军事才能的体现，又是他对权力不断追逐的结果。蒋介石权力欲望极强，对总统之位垂涎已久，但其上位之路却是充满波折。那么，为了当总统，蒋介石经历了几起几落？他为何曾想让胡适出面竞选总统？下野不下马的他又是如何在幕后操作一切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蒋介石的坎坷总统路。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战胜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权力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已到，想挟军事余威，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
1930年12月，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出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1931年初，提案通过后，民国四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联名致电给广东籍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邓泽如等人，希望以国家前途为重，摈弃前嫌，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抱着“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理念的胡汉民，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帮了蒋介石不少大忙，但看到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见人就大发牢骚表示不满，想用立法院院长之职行使法律权力限制其独裁。蒋介石不吃文人这一套，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骗至南京汤山软禁起来。
蒋介石开始着手起草约法。被软禁的胡汉民通过文官长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联系孙科，决定反蒋。反蒋势力暗流涌动。古应芬辞职南下，孙科带领再造派骨干去了广州，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也都离开南京。4月底，反蒋派以蒋介石非法扣押胡汉民为由开始发难。胡汉民、孙科、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形成反蒋大联合。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国民会议有流产的危险。
蒋介石也管不了够不够法定人数，合不合法定程序，于5月5日，硬着头皮照样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用民主的外衣粉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加强了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蒋介石操纵国民大会，引起了反蒋派的极大不满。5月27日，反蒋大同盟在广州会集一堂，联合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反对声势不断加大，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乱手脚，使出以守为攻、拉拢分化的老招术，但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
就在蒋介石将精力用在对付反蒋派和“剿共”之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结束了胡汉民8个月14天的软禁并道了歉。宁粤双方开始议和谈判，粤方提出的合流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面对困局，蒋介石以退为守，于12月15日请辞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之职。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当选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到溪口老家“还乡归田”去了。
此时的孙科还没有走出“公子哥”的状态，面临财政外交两大难题，很快感到支撑不下去了。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代替原先负责军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又重新上台，虽然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而且还当上了权力更大的“蒋委员长”，但是面对内忧外患，加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当总统的事看来是要搁一搁了。
抗战虽然搁置了当总统，却使蒋介石实现了以前难以完成的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统一，还作为中国战区抗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了“民族英雄”的美誉，其威望和权力达到顶峰。
此时的蒋介石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是中国实际的掌权者，但许多职务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参加外交活动时需要翻译老半天，还会让西方认为他是个“军事独裁者”。那个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的“国民政府主席”，早已让老蒋设成虚职，不经意间已经给林森当了十多年，一时也不好意思收回。不过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病故，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出任国府主席。
虽然早已大权在握，蒋介石当总统的欲望依然强烈，他现在需要一个表面民主、政党政治集中，实际依然专制的“新包装”。抗战胜利后，处于政治巅峰的蒋介石认为机会成熟，不想再拖了。但当总统应该有个程序，否则，又要让西方人笑话了。
中共和进步力量提出抗战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先促使老蒋开放部分民主和权力，组成联合政府。蒋介石顺势开始部署召开国民大会，想当“民选”总统，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他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国共双方分歧明显，谈判没有进展。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联合政府拟实行内阁，总统被设为虚位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