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开县籍的刘伯承，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5年其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任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与北洋军打仗失掉一只眼睛，仍第一个冲上敌城。1926年5月同朱德等发动泸州、南充起义，策应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回国后一直在红军内担任领导职务，国共内战时为“二野”司令员，被称刘邓大军“第一人”。这是任何人所歪曲不了的史实。
原二野情报处负责人，解放后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的柴成文将军（柴军武）八十年代末在其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帅”，略举几例如下：
1.（在情报派遣工作的开展及新的侦察手段的建立一段），空中侦察手段：平汉战役中，我军第一次缴获了美制V101报话机。在刘伯承司令员的关怀下，把所有的报话机全部集中到情报处，试听敌人情况取得明显效果。
2.专门召开个野战纵队侦察科长会议，刘帅亲自到会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战术侦察各部队必须自己组织。（注，此条至今仍为解放军所遵循）。
3.（关于渡河问题），刘伯承同志还亲自写了渡河侦察指示。
4.（敌情装备、人员材料），我亲自看到，刘帅随身带着这个小本子经常翻阅。
5.过淮河时刘帅亲自去探水情的故事现在已广为传颂。
6.（刘宗宽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名义送回大量重要情报），所以解放后，刘帅接见刘宗宽说，你为解放西南立了一功，并聘请他为西南军区的高级参谋。
柴成文在文章中，也有数度提及“刘邓”如何如何，如：刘伯承同志对情报工作很重视又很熟悉，邓小平同志思想开阔，对情报工作也很关心也很信任，既要求严，又给予宽大机动的工作条件，所以我们作为刘邓的参谋，做起工作来总知道大局，心中有数。柴成文清楚，毛泽东让刘伯承指挥大军，就是用他打胜仗，打败蒋介石军队。
因此客观地说，在指挥打仗上，二野更倚重于刘伯承这位主帅，邓是辅助和监军的角色，尤其在政工、干部问题上，如此而已，一点都不突兀。历史定论，不容他人任意表述。在党指挥枪原则下，邓出任前委第一书记，刘是第二书记，是很正常的。即使到了今天，解放军七大军区仍然是司令员排在政委前面，但军区党委书记是政委，而司令员只是副书记。如果大家从这种角度看问题，就知道为什么称刘邓而不能称邓刘了。本文之所以谈刘邓，还原历史，因为党内军内仍然有人非常在乎区分高低差序排位的权力。如贵州的石书记和林树森不和，原XX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水火不容，已是前科。
党内一直有人引述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刘伯承、粟裕、皮定均这三个人可以指挥解放台湾。在肯定刘伯承领军贡献大于政委的同时，是还刘帅一个公道。公平正义不能被漠视，“二野”历史不能抑刘扬邓；刘伯承年迈多病早已退出政坛，已完成他在中国革命成功的使命，载入光辉史册。刘伯承元帅值得长久怀念！与之同时，也不能由此就否定邓小平的功绩。邓的执行力和竞争力在中共党内是杰出的，毛泽东对他已有持平、客观评价。至于邓在1979年三中全会后十多年的治国方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和进程，则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另外一个议题。有人说，“文革毁了一代人，在物质文明方面”。不尽然，因为现时中央政治局内，尚有知青的身影；也有人说，“改革毁了一代人，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不尽然。因为现时网左网右，尚有愤青的诤言。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