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罪与罚(6)
秦律规定：
“治狱，能通过文书追查当事者的口供，不用笞打而察得事实，是上策(毋治谅而得人请为上);笞打为下策，恐哧则是失败(有恐为败)。”
学者研究认为，上述法律条文当是秦时执法官，在断案时所必须遵遁的准则，且是唯一的准则。
就是说，秦时执法官在断案时必须遵遁如下原则：
一，重视文书;
二，重视能使当事人自动供述事实。
特别是第二点，在当时的县廷已成为审判的核心原则。
这一原则在下面直接与“刑讯逼供”有关的“讯狱”一条里，就得到充分的体现。
“凡讯狱，必须先全部听完当事人的口供(尽听其言)，并将其记录在文书上。应尽量让其自动陈述，虽明知有谎言，也不要马上诘问。如供述已全部记录完毕而仍不作交待，再诘问应该诘问的问题(乃以诘者诘之)。
诘问时应认真听其辩解并全部记录下来(诘之有尽听其解辞)，如又发现未作交待的事情，再次进行诘问。诘问到当事人辞穷，屡次撒谎，改变口供，拒不服罪(更言不服)，依法应当笞打的，于是就笞打(其律当治谅，乃治谅)。
笞打时必须记下：‘爰书：某多次改变口供，无从辩解，因此对某拷打讯问’。”
文中极为具体地叙述了“听言-诘问-解辞”这一推进过程。由此可见，通过这样的审讯，使嫌疑人亲口供述犯罪事实的有无，当是当时审判的原则所在。从文中可以看出，笞打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的非常手段。
上文中我们将这一环节称为“刑讯逼供”，事实上这是我强加给它的恐怖提法。
秦时，此一环节称为“笞讯”。
值得注意的是，秦廷为避免执法官动不动就滥用“笞讯”，或是恶意将“笞讯”演变为刑讯逼供，对这一非常手段的使用作了严格的界定。
就是说，使用这一手段必须有一个先决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屡次撒谎，“更言不服”。
服，意为“辞服”，即承认自己的罪状。更言不服，即拒不认罪。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动刑拷打。
而执法官在执行这一环节时，同样必须就自己的行为提出职务报告书——爰书。
对执法官执法行为的约束，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秦廷最大限度地在保护嫌疑犯的合法权益。
耐人寻味的是，此一“讯狱”原则，此后亦成为唐朝《唐律疏议》制定断狱程序时的参照先例。
事实无情地推翻了我们的臆想。
现在且将我们的视线拉回本案。
在本案中，虽说夏侯婴是受害者，但他涉嫌作伪证，犯有包庇罪，因此被令史缉拿归案，囚于狱中一年多。
案件重新开庭审理，经过上述“听言-诘问-解辞”的庭审过程，想来夏侯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拒不开口承认事实。
于是，县丞不得已，动用了“笞讯”的手段。
可怜夏侯婴为了死保老同乡刘邦——也不知受了刘邦什么恩惠，竟要如此铜墙铁壁地保他——皮开肉绽那是肯定的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夏侯婴被拷打了数百次。
结果是，刘邦没事，有事的倒是那个好心的举报人。因为夏侯婴跟死人一样，死不开口，也就死无对证。
县丞也拿他刘邦没办法。
当然，要换成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治刘邦，那就是“零口供”一说，但毕竟是二千多年之后的事了。
此后，案件进入收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