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争：文化(4)
我们知道，战国末年的大儒荀况，他不是一个醇粹的儒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对当时诸子百家的精华有所吸纳和融会，于是有《荀子》一书。一篇《非十二子》，说明荀况对诸子之学是相当熟稔的。
我说过，诸子百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之所以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是希望在学术层面先期找到未来中国的出路，这就如后来的五四精英，成批量地把足迹留在西洋一样。
这种有如临盆的痛苦努力，西方学界称之为“哲学的突破”，非常贴切，这才是诸子百家留给后世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荀况的这种融会百家长处之努力，亦是寄希望于他的学术思想在用世上，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为。就是说，更为有益于结束当年纷乱不堪的局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
正是基于这一点，毛佩琦教授才认为，荀况的出现，某种意义是一个象征：百家争鸣结局将趋向于学术统一。
据此来看，荀况开办的“儒家学堂”却培养出二位鼎鼎大名的法家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二大弟子，一个是韩非，另一个便是李斯。
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和氏篇》中，就曾大力赞颂商鞅辅佐秦孝公时，在意识形态上施行过的一项政策：“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
这分明就是后来“焚书”事件的提前预演。
虽然李斯因忌妒韩非的才能，设计害死了这位才华出众的同门师兄弟。但同样作为法家阵营的旗帜性人物，韩非的突出打造法家这一文化主导力量的思想倾向，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李斯学术思想的侧面反映。
也许是李斯受到绝对先知的商鞅的影响，也许是李斯与韩非同源于擅长大杂汇的荀况。
总之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是法家的重要政治信条。
这才是李斯之所以提出上述议案的理论根据。
这一回，我们终于刨到了“挟书律”的祖坟。
当然，这是仅从李斯的角度来说。
从秦始皇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很爽快地批准了李斯那个充满杀气的议案，也是有他的思想源头的。
相信大家都熟悉这样一个人物——吕不韦，商而优则仕的经典人物，秦始皇的爹和秦始皇能当上皇帝，这个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有着这样一个背景的吕不韦，他能够执掌秦国相权达十多年之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期间，其门下宾客多达3000之众。
这些人数众多的宾客也不全是吃白饭，却也干了一件极为有益的事：编撰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著——《吕氏春秋》。
此书的最主要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
名家，简单的讲就是现在的逻辑学，重视“名”(概念)和“实”(事)之关系的研究。商鞅即主修刑、名之学。
和《荀子》一样，《吕氏春秋》走的也是兼收并蓄的路线。只不过后者突出的是法家，正如《荀子》突出的是儒学一样。
精明强干的吕不韦，借这部书提出了一个他相当看重的政治观点。而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个观点完全可以看作是秦始皇实施帝国建设的政治蓝图。
吕不韦主张：“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简而言之就是，吕不韦把建立统一的思想，与统一军令、统一法令视为一体。
吕不韦曾经是秦始皇最为亲密的人之一，他称吕不韦为“假父”，差一点就是真父了，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后来虽然由于政争，吕不韦被诛，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作为曾经的亲密战友，吕不韦的政治理念理应对秦始皇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上从李斯和秦始皇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他们的思想来源，这是为了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
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很可能同时受到韩非或者吕不韦的影响，秦始皇曾经就很追星韩非。
但不管怎么说，这就足以说明，在治国理念上，李斯和秦始皇这二个人是高度趋于一致的。就是说，焚书是帝国势在必行的事，正如开疆拓土是帝国必须做的事情一样，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矣。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吕不韦主张的治国不可兼听众议之理论，似乎有鼓励刚愎自用、闭门造车、独断专行之嫌疑。
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秦始皇不会天真到真地以为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打得天下。其实他比谁都清楚集思广议的巨大能量，于是而有廷议。他更清楚裒多益寡、取长补短的益处，于是而允许七十博士可以收藏《诗》、《书》、《百家语》。
我认为，这个理论的准确含义应该是，作为独立的国家形态，她必要有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力量作为旗帜，在这个旗帜之下，才能形成共同遵守的价值仪轨。
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韩非的学术思想是要“突出打造法家这一文化主导力量”的意义所在。
由此引发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只有法家主张排除异己，倡导思想统一，其他诸子就海纳百川，门庭开放吗?
给这个问题找出正确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揭开“焚书”事件的真实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