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争：文化(5)
在仔细研究了诸子百家的学术动向之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们的门户壁垒不比法家松弛，而他们的排除异己，也不比法家逊色。
百家中有农家学派，学名称“农家言”，其代表人物叫许行，楚国人，约与孟子生在同一时代。
作为儒学宗师，孟子在与许行辩难时，设譬立喻，循循善诱，固不失大家风范。但在“距杨墨”(杨朱、墨子)之辩时，就表现得毫无长者风度了。
杨朱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的名言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此老固然可恶，说什么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算是极品的自私份子了。
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则与杨朱完全相反，其最著名的理论主张是“兼爱”。所谓“兼爱”是说，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据此观点，墨子当然反对儒家提出的“爱有差等”。
杨朱因为提倡“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自然一并与儒、墨为敌。
杨、墨这二派当年也算是显学，据说信徒半天下。
因此，孟夫子在回应杨、墨二派的攻击时，声音就有点像打雷：“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直斥他们是动物，可见是动了肝火的。
孟子之所以对“农家言”的态度与对杨、墨不同，据称是因为，“农家言”在当年的影响范围实在太小，不足以对儒学构成威胁。而杨、墨就不一样了，他们在当年都是“显学”，其学力影响足以与儒学分庭抗礼，乃至撼动儒学的地位。
孟子自己就承认，“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因此才慨然以“正人心，息邪说”自任。
当然，在力斥不同学术观点为异端邪说这一点上，墨子实际上玩得比儒家还过火。孟子多少还有点正气凛然的样子，而墨子在攻击儒家时则极似泼妇骂街了。
墨子似乎是辩不倒儒家的主要观点，于是乎玩起“狗仔队”的伎俩，置孔子的为人、为学、为政的主要观点于不顾，却专揭莫须有的阴私，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把他说成是品行不端、里通外国的邪徒(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智以行邪)，全无学术讨论之气氛，实在是开了后人之眼界。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先秦诸子，既是百家争鸣这一辉煌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埋藏这一辉煌文化的早期掘墓人(毛佩琦语)。
他们把不同于自己学术观点的流派，斥为异端邪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种行为本身就足以成为百家争鸣的最后终结者。
只是在这一点上，法家表现的最为赤裸、最为彻底而矣。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全国的胜利，政权所赋予的力量足以让他们所向无敌。
这才是“焚书”事件的真实的前世今生。
此一事件的最大祸患，不仅仅是指文化史料上的浩劫。因为七十博士手中最起码还保存有其他学术资料，项羽固然一把火烧了国家图书馆，但只要这七十博士没有死绝，再加上民间斗胆私藏的图书，是可以有文种遗传的。
对于秦帝国来说，真正的浩劫，是李斯动用国家机器，以政治高压的态势来打击并妄图消灭其他学派。
于是导致了这样一种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持不同政见者立即转向，与政府为敌。
高素质的对手就是这样练成的。
后来的汉帝国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可怕后果，积极做出修正，在整个刘邦时期，以及后来的文帝、景帝时期，政府明明知道百家风气依然存在，但就是不闻不问，睁一眼闭一眼。
就是说，既不鼓励，也不打压，任其自生自灭，灭了再生。
汉帝国虽然作了一些正面引导的工作或曰防范的工作，比如“挟书律”的存在于刘邦当政的整个时期，但也是在暗中进行。
直到多年以后，才由汉武帝出面来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与秦始皇蛮横地准备消灭异类不同，汉武帝实际上只是突出儒学的显要，真正被消灭的只有纵横家。这是因为和平时期的游说风气等同于蛊惑人心，实在要不得。
除此之外，其他学派照旧在民间流传，并且其学说还有机会保存在官府中。
因此，史书才称赞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
由此来看，秦帝国的崩溃，其实质是由知识分子的人心转向开始的。
再加上帝国另一项不当的用人政策，求仕无门而又满怀抱负的士人，当然要极力诅咒秦帝国，巴不得她今晚立马倒台，明儿他们准起早鸣炮开新店。
这就意味着，把秦帝国送进火葬场的干柴，又加码了一堆，只等着那一点火星的到来。
这一不当的用人政策，就是“以吏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