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缺陷(1)
提起周朝的世袭制，西汉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以降的科举制，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东西。可是要说起秦帝国的用人制度，地球人就不怎么知道了。
难道秦帝国真的因为短暂，可用的人都还没死绝，因此不必考虑用人的问题?或者，帝国之政策，全靠击鼓传花来实现?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那么，秦帝国究竟是怎样一个用人方法，依然世袭，还是依然延用战国惯例，从巧舌如簧的客卿中选人?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白痴，商鞅连贵族都连根给铲除了，何况官位世袭，想都不要这样去想。而且，焚书运动剑指的就是这种各立山头、各做大王的游士风气，也断然不会延续客卿那一套。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总有是的吧?
答案其实就隐藏在李斯给秦始皇的上书里。
它就是著名的“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前文已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的重要政治信条。李斯的治国理念即由这个道统而来。
这一信条最早源自《韩非子·五蠹》里的一句话：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事实上，“以法为教”与“以吏为师”，只是一枚硬币的二个方面，这就如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山峰，遂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名句一样。
“以法为教”，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法家的主导力量，因此，势必打压并排斥其他流派的学说，于是有焚书事件。
问题是，自周朝的“王官之学”彻底溃败以来——周朝的教育一律出自天子所设立的学宫，民间没有私学，这就是“王官学”——传承有自的学术道统似乎有中断的可能。
就在这时，民间出了一位活跃分子，广收学徒，广为布道，以一己之力担当起“为往圣继绝学”之重任。
这个人就是孔子，除了“儒学之集大成者”这个耀眼的光环之外，他还当仁不让地占据这样一个头衔：中国历史上兴办私立学校的鼻祖。
但凡能混得“鼻祖”这个位子来坐，说明他是有徒子徒孙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至战国时期，私学的倡导终于汇聚成这样一种强大的阵势：诸子百家的蔚为壮观，民间士人的集群崛起。
前者追求哲学上的突破，后者追求实践上的突破。
这两厢结合等同于惊人的“理论指导实践”，最终成为决胜战国的决定性力量。
这一点，在秦国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明显。
就是李斯本人，应该说，他也是充分意识到并且敬畏这种力量的。想当年，秦始皇清洗了吕不韦，接下来就想将那些碍事且极有可能惑事生非的宾客们，统统赶出秦国去。
正是这个李斯，适时地上书劝告秦始皇不要这样做，其人亦是凭籍一纸《谏逐客书》而实现奇迹般的崛起。
可是，就是这个李斯，到头来却要亲自抡起巴掌，把宾客们赖以存在的学术力量打下去。这样一来，势必会产生出如下的严重后果：
那些潜能巨大且是能量巨大的民间高知，他们该怎么办，何去何从?
已经“藏器于身”的力量，就是说，已经学成出师的智识阶层，他们何去何从，奔头在哪里?学业尚未修成却不甘寂寞，想出人头地的未来力量，他们何去何从，出路又在哪里?
对于这二个巨大到足以摧毁一切的问号，令人惊叹的是，法家在理论先行期间，早已给出了他们缜密而又十足自信的答案。
毫无疑问，它个答案就是“以吏为师”。
这是一种有别于世袭制的新式用人制度：就如作坊里的师带徒，天下士人想做官，可以，前提必须是，先跟政府吏员明习秦法。
至此，“以吏为师”取代了所有流派和教席，成为天底下唯一的法定的执教者。
秦始皇的伟大的实证努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致命缺陷(2)
我们知道，历史会无数次地复制战国时代那个动荡不安、杀人如麻、民生凋弊的惨况。而在那样的时代，为了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为了生存，谁都不会震惊于残暴和背叛。
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当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不再对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保持应有的敬畏的时候，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一趋势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冷漠便会成为集体的表情，麻木或者说无动于衷，便会取代怜悯与善良，成为社会的常态。
这种现象的另一层意思是，人们的表情之所以会如此的沉默，皆是缘自于他们担心善良的背后是否存在陷井，这种担心就如人们恐惧扶起摔倒的老人会否成为被告一样。
于是无耻无底限，无法也无天，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无论何事也都敢干。
顾城的人性观察因此显示出诗人天赋般的深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并不是人们缺失心灵，而是将心灵当作祖先，送进了坟墓。
社会崩溃自此形成。
历经几百年的战乱，秦始皇得到了就是这样一种遗产。
面对如此残局，雄心壮志乃至无边的秦始皇，他要收拾旧河山，他要重振人心，他要移风易俗，那他又该怎么办?
说教显然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证努力。
这也是法家思想赋于秦始皇的伟大力量。
他将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置于律令的威慑之下。
儒家主张：以处罚为手段，以革除、戒除为目的，施以一个小的处罚起到大的惩戒作用(不惩不戒，小惩而大戒)。
秦始皇准备用手中的皮鞭做到这一点。
以下二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秦代的这种努力是相当新奇的。
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秦律》对此作出硬性规定，损伤他人的发须属于犯罪行为，违者要处以刑罚。
云梦秦简《法律问答》就记载了几条保护发须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
拔落他人的头发，如果被拔的一方有明显感觉，即可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父亲擅自剃掉嫡长子的发须，为父者应受到处罚，以此类推，主人亦不得随意损伤奴婢的发须。
士卒二人拔剑斗殴，如果一人将对方的发髻用剑砍掉，那人即要被判处四年徒刑——完为城旦。
有人与他人打架斗殴，将对方捆绑起来并拔光了其胡须眉毛的，亦应处“城旦”之刑。
另一例是，儒家讲：“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是一个逻辑关系，最后的结论是，“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放置、安置)。
儒家向来看重家庭的伦理功能，亦且把家庭看作是社会的基石——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无独有偶，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出行的会稽刻石中，就如是声称：妇人有子女而再改嫁，或者丈夫死后再改嫁，或者逃嫁，或者遗弃子女的，都应该受到唾弃;男子淫乱，杀之无罪。
由此来看，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的作者)将秦始皇的这种努力，概括为“(秦廷)企图用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就很值得探讨。
我认为，余英时先生的话作如下解读似乎更合理，即：秦廷其实是想用政治秩序来囊括文化秩序。
因为所谓的文化秩序，说到底，还是作为大秩序的政治秩序之分支。
基于此而言，余英时先生的另一结论似乎也是颇为牵强的。他说：“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所以对大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如父慈子孝之类往往置之不顾。”
实际上，秦帝国的政治秩序其实是很顾这些的，以上论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由于法家学说的先天缺陷，很遗憾，秦始皇的后天努力，最终却很令人悲伤地归于失败。
有“西方历史的先知”之称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作者)，通过他的历史观察，就曾经典地将这种现象提炼为：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意即有她的出生、成长、青壮与衰亡。
虽然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未免过于悲观，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后来就实现了融合，并且绵延不绝。
但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在某一特定的点上——比如繁荣与没落，对于一种文化而言，没落也就意味着缺失生命力——应该承认，他这个观点是成立的。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法家学说的先天性缺陷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海啸效应。
致命缺陷(3)
秦帝国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在行政之外，也能起到“师”的作用，引领风气，教化民风。
清代有一个大学者，叫章学诚，此老确实了得，竟然刨到了帝国此举的真实祖坟——三代的“政教合一”说。
章学诚认为：“‘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这至多只是一种很糟糕的一厢情愿。
因为时异事迁，毕竟不是夏、商、周那样的环境。更何况，民间私学的勃兴与士子心灵的自由，已然成了历史之大势，欲将这种野惯的心灵再匡范在牢笼里，谈何容易啊。
这就如泛滥的洪水，很天方夜谭地想用堤坝去围堵一样。
大禹的父亲鲧即失败于此，而大禹用了疏导的良方，成功于水到渠成。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帝国政府习学了墨守成规的鲧而不是因势利导的禹，这就意味着，帝国在制度性建设上已然先期输着。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秦帝国的崩溃实质上是崩溃于学术层面的原因所在。
估且不论尚未学成出师的士子，那些已然形成学术观点的智识阶层，要他们中途改弦更张，中年跳槽，谈何容易啊。
狭窄的仕途模式丢掉了一半士心。
此其一。
其二，这其中，不乏那些坚守学术底限的人，在这个压迫性的政策面前，以及显然不够雍容大肚的焚书政策面前，他们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沉默了。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狭窄的门户之见又丢掉了一半士心。
现在就是一个小学算术题了，一半加一半，等于多少?
答案是，秦帝国差不多把士心全丢光了。
什么叫崩溃?这就叫崩溃。
什么叫分道扬镳?这就叫分道扬镳。
而什么又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就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比在场的爆炸更为可怕。
因为分道扬镳的知识分子们，虽然他们手上没有火点，但他们给致命的燃烧准备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物质--油。
时刻准备着，借机生事，煸风点火，火上浇油;时刻准备着，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烧毁一整座大厦。
这是他们期待的再就业。
由此，他们的身份也由公开的知识分子，转变为行踪诡异的“地下党”。
深度潜伏，静观其变，时机一到，摧枯拉朽。
这是他们期盼实现再就业的坚定的职场定位。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甘不甘心承认，倒戈，就在此时此刻，以无可挽回之势，终于出现了。
我仿佛看到了回天乏术的无奈。
此时，某地下党的心中就装着这样一种期待。
他成了那个时代倒戈势力的代表性符号。
此人就是孔鲋。
致命缺陷(4)
孔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这个世系说明了孔鲋的儒者身份，以及他的家学渊源。
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说明孔鲋身份的特殊性。
史书记载，故魏国人陈馀曾推诩孔鲋为“书籍之主”。
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是：书籍的拥有人。按这个意思，孔鲋大体类似于后世的藏书家。
然而事实上，这四个字所要传达的信息，远比字面意思要丰富得多。
我们知道，古代的书籍是极不易得的，印刷术发明之前，情况更糟。简牍是这一时期的书籍常态，其特点是：书写不易，阅读不便，保存困难，因此成为稀缺品。
有志青年想读书，又苦于没得书读，不得已，只得背井离乡，投奔拥有书籍的先生门下，这就是古代形容读书人艰苦的求学经历为“负笈相从”一说的由来。
由于先生拥有如此紧缺的资源，自然不乏络绎不绝的求学者。因了五湖辐凑之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籍此而广为传播。也因了其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的广为传播，先生亦籍此而成为足以影响一方士心与风气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才是“书籍之主”孔鲋的真实身份。
他分明就是儒家在秦帝国时期的重镇所在。
问题是，帝国政府要消灭这些重镇。
于是，陈馀替他捏一把汗：老孔啊，你的那些书，怕是会引起大麻烦的，怎么办啊。
孔鲋不以为然，他的回答似乎答非所问。然而正是这种答非所问，亮明了孔鲋，或者说以孔鲋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倒戈立场。
孔鲋先给“朋友”作了定义：了解我的人，才是我的朋友。秦政府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他不了解我。
然后他非常信任地对陈馀说：我会把这些书藏起来，等待我的真正朋友的出现。
事实证明，如水墨的濡染一样，潜伏，此时已无可抗拒地扩散到知识阶层。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沉与等死，而是带有极强目的性的静观时变。
它的另一个意思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秦始皇决计想不到，正是他的悲惨政策，将那些原本可以与政府有效合作的精英知识分子，逼向了对立面，使帝国的精英阶层无可挽回地出现了分裂。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分裂的精英知识分子，给那些志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们，提供了准确的航海图。
这才是那些精英知识分子最为可怕之处。
而孔鲋对陈馀寄予身家性命的信任，亦足以说明，这种可怕的力量不是星星点点，却是集群化的出现。
陈馀，大梁人(开封)，好儒术，这个共同的兴趣才使他与孔鲋走到了一起。
私交铁到甘愿为对方去铤而走险，乃至于很乐意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古人称这种铁关系为“刎颈交”。
陈馀就有这样一个“刎颈交”，他就是张耳，也是大梁人，曾经食客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魏无忌。
魏国灭亡之前，张耳晃到了大梁附近的外黄(河南杞县)。这时节他走了桃花运，娶了一个富二代做老婆，遂谋得外黄县县令来做，帐下也聚了不少“千里客”，由是知名。
刘邦即是在这个期间前往拜会了张耳，并在他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因此之故，张耳的儿子后来成了刘邦的乘龙快婿。
以上只是简要说说陈馀与张耳的家世，而下面发生的一件事，则完全泄露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心志。
秦灭魏之后，帝国政府将陈、张二人的知名度视为不稳定因素。于是，张榜通缉，得张耳者赏金千两，得陈馀者赏金五百两。
这样，他俩就出现在了远方的一个名叫“陈”(河南淮阳，楚国故都之一)的地方。另起新名，做起守门的差事——“里门监”，混饭吃。
不巧，“里门监”的上级——里吏，抓住陈馀的把柄，要打他。
里吏最终如愿以偿了，因为年长的张耳成功制止了想一跃而起的陈馀。
张耳将陈馀唤到僻静处，说了如下意味深长的话：
“平常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就因为这点小事想坏了我们的大事吗(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事吏乎)?”
这就彻底泄露了他们想搅乱一池春水的心思。
语曰：三人为众。孔鲋、陈馀、张耳，这三人不约而同的相继倒戈，就足以说明势态的严重性。
如果一定要对孔鲋、陈馀和张耳进行立场划分的话，可以这样说：孔鲋属于新生的倒戈派，是帝国错误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总代表;陈馀和张耳则属于固已有之的分裂派，如张良一样，他们出于对故国的情感和对现政权的仇恨，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股原本可以分流的可怕势力，眼下竟然奇迹般地汇聚在了一起。
应该承认，帝国政府确实是精英云集。有二个人分明清醒地意识到这二股势力的可怕之处。
对分裂势力明显感到不安的人，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王绾。而对倒戈派极有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有一人也明确提出警告。
此人就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我们在前面论证过，鉴于秦代的嫡长子继承制，扶苏是最有可能继承大统的那个人。
问题是，正如王绾的正确意见，它的最后归宿竟然是废纸篓一样。对于扶苏的清醒认识，秦始皇也是置若罔闻。
事情不仅仅于此，秦始皇还把这位帝国的继承者，发配到了北方前线，去当蒙恬的“政委”——监军，时间在公元前212年。
这就为不久之后，在帝国内部发生的一场惊天巨变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就意味着，帝国丧失了最后改良的时机。
我总是想，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假设是由扶苏而不是由愚蠢的胡亥来继承皇位，情况是否会好一点呢?
我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扶苏明确表示不同意秦始皇重法处理知识分子的做法。这就是说，如果由扶苏来主政，改良是一定会进行的。
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
种种迹象表明，秦帝国的好运终于走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