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没功夫闲扯，干正事
================
决策点(2)
朝臣们认可和支持的是：
帝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六国旧贵族势力依然强大。而强大的旧贵族势力因为心恋逝去的荣耀，自然满腔仇恨。因此，一定在某个秘密的角落，从事某项极为危险的活动——巅覆帝国。
不能不防，这就是朝臣们的结论。
这个不能不防的担心，后来竟成了历史的真实。
西汉初期，有个叫娄敬的人，鉴于其对大汉有功，刘邦遂赐他国姓--刘，历史又称为刘敬。
刘敬亲身经历了六国的复活，残酷的楚汉战争，亲眼目睹了如巨人一般的秦帝国的轰然倒塌。因此，曾对刘邦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而正是这句话，恰可以成为王绾具有非凡之远见卓识的佐证。
这句不一般话是这样说的：
“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
齐国本是姜姓天下——始祖姜子牙，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公元前391，齐国权臣田和把齐康公赶出临淄，放逐到海边的一个小城)之后，齐国就成了田氏的天下，田氏自然成了齐国的王族。
根据史料记载，楚国王族分为三个分支，这就是昭、屈、景。
刘敬所提到的这些旧世权贵，远离秦帝国的统治本部，本来就满怀怨望，最难驯服。巧的是，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给了他们千载难寻的死灰复燃之机会。
于是，项梁(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燕故贵人、豪杰”起于燕。
曾被秦国悉数扫灭的六国旧人，以恢复故国相号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手忙脚乱地来扒皮。就在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除韩国外，楚、赵、齐、燕、魏全部复活。
天下以纷争之势，无可争议地验证了王绾的正确性。
秦始皇一心想避免祸遗子孙，没想到在他死后仅一年时间，烽烟战国的残酷历史竟然就重演了。
应当说，秦始皇不是一个一叶障目的人，他理当意识到分裂势力的存在，况且王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而他所以一意孤行地坚持己见者，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缘于他过份的自信。
秦始皇自信满满地认为，只要祭出他那匠心独运的方式，便可以达到“分封制”所能达到的效果。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据此亦可省去“分封制”有可能遗下的制度性缺失--诸侯并立。
这个匠心独运的方式，就是带有恫吓性的、经常性的出巡。
辅助手段是，帝国大规模修建有便捷的交通系统——驰道，基本可以实现快速灵活地调度部队，指哪打哪。
以及严密的户籍制度。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奇特的方式并未奏效。
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在这十年中，秦始皇一共出巡了五次。就是说，秦始皇不辞辛苦，平均每二年巡视一遍他的领地，行脚那是相当密集了。
而且燕、齐、楚旧地向来是他巡视的重点，这就足以说明秦始皇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但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子扶苏依然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
至秦二世继位初年(公元前209年)，胡亥也不得不亲口承认：“黔首未集附”。
而所谓便捷的驰道系统，就如一般双刃剑，即能为我所用，也能为敌所用，乃至于被人刨了路基去，等于是无用——铁道游击队就干过这事。
至于严密的户籍制度，层出不穷的隐姓埋名式的逃窜，亦使它成为一纸落不到实处的空文。
这就是秦始皇过于理想化的结果，他未能在制度层面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倒致帝国崩然瓦解的祸根，就此埋下——随着行文地展开，我们将在下文不断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绾的建议虽未被秦始皇接纳，但在西汉初年，却为汉高祖刘邦全盘付诸实践，对汉初政治局面的稳定起了到相当巨大的作用。
刘邦推出“强干弱枝”之政策，“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在此基础上，以郡县制为主体，在地方行政方面，增加了“置王”制度，以强化统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郡国并行”制。
置王的重点地区就在燕、齐、楚，全境划分为燕、齐、楚、吴、淮南、长沙等十个诸侯王国。
刘邦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
不过，有历史学家把“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一政策，亦看作是秦始皇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我认为，秦始皇此举的意图，经济层面的考虑应大于政治层面。就是说，更多是为了复舒关中的经济，比不得刘邦的“强干弱枝”。
因为秦始皇徙的是“豪富”，而不是刘邦针对性极强的“豪强”。一字之差，就点出了各自政策着力点的不同。
结果是，咸阳是“市张列肆”，热闹非凡了，无数地炸弹却因此遗留在了田间地头。
秦始皇不曾意识到要对旧世贵族动些手脚，这是英明一生的秦始皇所犯下的最大失误，也是最为灾难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