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堂(3)
秦真人一次诡秘地前往梁山宫(陕西乾县境)，在山上，他看到李丞相的车队草蛇灰线一样长，相当夸耀，十分张扬，极为排场，很是不高兴。
然而秦真人哪里想得到，更为不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
秦真人吃惊地发现，他那本该是放在保险柜里的私秘话，竟然被人泄露了出去。这等于是告诉秦真人，他的“云”并不安全，极有可能象本·拉登一样，早已被人锁定了行踪。
证据是，当秦真人再次见到李丞相时，他变了个人一样，相当内敛，十分低调，极为淡定。
就是说，李丞相夹起了尾巴做人，及时减损了很可能惹来祸端的车队。
秦真人勃然大怒，下令彻查。
事实表明，秦真人的脾气是发不完的。因为竟然没有一个太监敢做敢当，谁也不承认这事是他干的。
想在秦真人跟前玩“法不责众”?这只能说明这些太监比较幼稚。
这件事情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妥善处理：当时在场的所有太监全部被送进了鬼门关。
有二个人见证了这个血腥场面，由此感到深深的恐惧。仿佛那干净利落的刀，不只是砍在那些倒霉蛋的脖子上，同样也砍在他们的脖子上一样，由不得他们不发自内心的惊悚。
因为秦真人可以不清楚，但这二个人不能不清楚，他们卖弄的狗皮膏药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更清楚，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狗皮膏药，一旦揭穿，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根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保命原则，这二个人从此脚底抹油，人间蒸发了。
这二个极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安全了，却把灾难推给了其他人。
这二个人，一个是方士，另一个还是方士。
方士之一是侯生，方士之二就是卢生。
我想了很久，在这个世界上，要给可恶的人下个准确的定义，确实很难。但要在故纸堆里，或者现实生活中，找到个把可恶的人，却也不是难事。
侯生和卢生就是这类可恶的人的典型代表。
他们的头顶之上，也是星空，但那里金光闪闪的永远是金砖，而不是道德律。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好使他们上什么，需要高尚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光鲜;而当缺起德来，他们却比谁都冒烟。
遇到这种人，谁都想拎板砖，更何况生杀予夺的秦始皇。
更为可气的是，侯生和卢生，要象后面提到的韩生一样，一声不吭地逃走，也就罢了。
问题在于，他们在逃走之前，还发表了一通宏论。
正是这一通宏论，引发了一场灾难。
这场灾难，于其说人命关天，不如这样说：它严重影响或削弱了，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正面形象。
前文已述，不管是求仙还是寻药，一无所获的方士们，为了证明并非自己无能，而是事出有因，大体上都能找到一二个体面的借口，借以蒙混过关。
这一次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卢生和侯生，竟然胆大到直接将责任推给了至高无上的秦真人。
他们讥笑秦始皇想成仙，门都没有。
因为在他们眼里，想成为仙人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住在云中，行雾在里，朝阳夕月，餐风饮露，无所事事，脚不着地。可是秦始皇忙得脚后根可以打着后脑勺，每天必要批阅一定量的机要公文，才肯安寝，否则决不睡觉。
利欲熏心，大权独揽，凡事他一人说了算，竟连堂堂丞相也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员。
他们认为这不是在求仙，这分明是在找死。
事情到此还没完，侯生和卢生，这二个该死的骗子，为了掩盖他们的可恶面目，把自己伪装成道义的代言人，进而对秦始皇展开狂轰滥炸。
他们批评秦始皇的人品有问题：刚戾自用，意得欲从。
批评秦始皇的行事风格有问题：专用狱吏，目无他子(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批评政府作风有问题：在上者滥杀以立威，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日渐矫恣(上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矫)。
因此，群臣畏罪缄默，欺上瞒下，阿谀奉承，无所事事，一心只想保存富贵(天下畏罪持禄，慑伏谩欺以取容)。
整个是全盘否定帝国建设的大好局面。
由不得秦始皇不愤怒了。
人间天堂(4)
估且不论上述宏论的可信度，是否真有如此之糟。但可以肯定地说，侯生和卢生所批评的最后一点，即政府作风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事实。
我们在前面说过，帝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推行过二项重要法律，即挟书律和妖言令。正是这二个律令的推行，其恶果眼下就逐渐显现出来了，乃至于可以言论自由的七十博士，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怕得就是一朝不慎，人头落地，更何况布衣之身的民间力量。
本来这是一条很好的意见，如果是出自刚直之人之口，比如淳于越，或许秦始皇会听得进去。
问题在于，侯生与卢生这二个人，其言虽然不可轻，但其人着实可轻。原因在于他们言的冠冕堂皇，行的却尽是“坑蒙拐骗”那一套，因此，就显得动机极为不纯。
尽管以秦始皇的精明，足以洞察这一点，但面对几乎是事实的舆论压力，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乾纲独断的秦始皇，竟然亲自出面做出解释。
他说：“朕之所以颁布挟书律，本意是要除去不中用的书，免得教坏读书人。朕也并非把不同学术主张的人一棍子打死，却是广延天下文学方士集于朝廷，是希望与他们共建太平盛世。命方士练‘奇药’，是希望延年益寿，有益身体健康，这就是我的初衷。”
然后，秦始皇大声指责那些肩负某种神圣使命的方士：“可是他们太让朕失望了，韩生一声不吭地跑了，也不知会一声;徐市之流入海求药，徒费巨资亿万，却什么也没得到，我的耳根边听到的尽是他们的坑蒙拐骗;就是卢生、侯生，我待他们也不薄，到头来却拿我开涮。”
于是，从“秦真人”的迷雾中实现硬着陆，重新复归本来的秦始皇，下令彻查不法知识分子，界定的条件是，胆敢恶意攻击政府者。
这属于“妖言令”的管辖范围。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值得关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应该承认，秦始皇大体还是公允的。他走的是讲究证据的法治路线，而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打击，全部处死。
就是说，理智还是战胜了愤怒，居于第一位，并没有为愤怒所障碍，随着性子乱来。
秦始皇是要“使人廉问”，廉者，察也。意思是，派人前去严加甄别，看看到底都有谁在乱说话。
关于后者，秦始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或，或许，只是一个表示不确定的词。
就是说，秦始皇初始并没有将在咸阳的“诸生”全部定性，认为他们都是“妖言惑众者”。
实质上，将这一问题复杂化，或者扩大化的，正是成份复杂的“诸生”自己。
文人自古相轻，这句话的准确意思是：倾轧与内耗。
这一点在所谓的“坑儒”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奉命办案的御史，他们当然是讲究一应以证据说话，何况政府也有一个严密的程序，来监督执法官的办案行为——详情见第二章。
然而，令我们大为震惊的是，这些成份复杂且又各怀鬼胎的“诸生”，充分发挥上述“光荣”传统，互相揭发，转相告引。
这其间一定夹杂着帮派，利益链，嫉妒，眼红，倾轧与打击报复。
结果就搞出了460(多)这个数字来。
且不管物证如何，最起码人证俱在，那就法办了吧。
“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就是著名的坑儒案。
扣在秦始皇头上的第二顶屎盆子，就此来袭——第一顶是“焚书”。再加上后世儒生的不断炒作，几乎罪大恶极，并且几近铁案了。
人间天堂(5)
重新翻检以上陈年宗卷，我们会发现，秦始皇坑儒，固然是事实，但结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罪大恶极。
与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相比，依人命来计算，谁更罪大恶极呢?况且秦始皇此举意在警告那些诸生：再玩虚的，这就是下场。
如果贪官污吏该杀的话——秦始皇确实整肃了他的官僚系统，那么，存在妖言惑众与故弄玄虚之可能的诸生，比如卢生，无形中形成一道强大的舆论阻力，严重干扰了政令的有效贯彻，难道不应该敲一下吗?
当然，我们得承认，这个群体整体是好的，儒性是优良的，作风是过硬的，关键时候是能够拿得出手，豁得出去，冲得上去的，比如刚正的淳于越。
问题是，秦始皇这一敲，遂使后世儒生深感不安起来。因为从中，他们分明嗅出了深度的危险性。
儒生非常明白，如果因言而获罪，以致丢了卿卿性命，那么这一行就没法混了，因为他们正是依仗嘴皮子混饭吃的主。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后世帝王也学样，动不动就拿儒生的人头杀给猴看，那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安生立足?
于是，儒生们心领神会，密切配合，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一致将坑儒案做成铁案。
暴君秦始皇就这样练成了。
终于有一天，出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看不惯欺人太甚的儒生，勇敢地站出来打假。结果是，他得到了一个等同于神经病的评价--叛逆。
他的书也成了禁书。
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李贽，他的书名确实很叛逆--《焚书》。据说，打假英雄李贽大胆地揭露了那些所谓学者的江湖骗术，担心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打算自己动手焚了《焚书》保命。
所幸没焚成，我们这才有机会一睹李贽的打假记录。
李贽这样评价焚书事件：“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际，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怨不得李斯、秦始皇也。”
李贽虽然认为秦始皇下手未免忒狠了点，但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并且目为“英雄”所为。
而李贽对坑儒一案的评价，则完全点中了诸生一气造假的死穴：
“直使诸生至今犹害怕”。
诸生怕什么?
成为替罪羔羊。
综上所述，愚意，“焚书坑儒”，确有再审视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