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4)
事实证明，陈胜不是英雄。
因为英雄还有这样一个定义：他不仅是一个有勇气打破自己面前所有规律的人，而且始终是时代的先锋。
陈胜是先锋吗?
应该承认，曾经是，但现在不是了。
他成了摘桃派。
而“摘桃”一词也就意味着，不管别人认可不认可，至少他自个是认可功德圆满了。
既然这样，他还能象振臂一呼时所做到的那样，亲冒矢石，激情燃烧吗?
事实是，他把陈邑当成了首都。
陈胜错失了一举端掉咸阳的大好时机。
那么，在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曾经极为明智的问题上，陈胜的作为又是如何的呢?
很是悲哀，命运同样没有垂青于他。
陈胜在派定三路大军西进的同时，也在极力完成他的权力串联，即另派出三路人马来建立他理想中的统一战线。
前文已述，陈馀、张耳既然认定陈胜不是一个可以成大事的人，那么，另起炉灶或者另择可侍之明主，当是他们暗中打好的算盘。
于是，陈馀建议说：“我以前到过赵国，熟知那里的情况，也认识那里的一些不要命的豪杰。倘给我一支人马，我可以替您拿下赵地。”
首先得承认，这完全符合陈胜的战略意图，因此，陈胜也就不会去考量陈、张二人的真实用意。遂以老朋友、陈邑人武臣为将军，劭骚为护军，张、陈二人为左右校尉，统率三千兵马，北略赵地。
这是第一路。
派汝阴人(安徽阜阳)邓宗，向南攻略九江郡(安徽寿县)。楚人因之积极并且彻底地响应起来，几千人为一个军事单位的造反集团，多到数不过来。
这是第二路。
陈胜派出的第三路，往略魏国故地，负责人是魏国人周市。
不管怎么说，陈胜这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确实非常历害，他派大军向南向北同时出击，目的无非有二：一，尽量扩大影响，方便“团伙作案”;二，也是出于“张楚”两翼之安全的考虑。
而他命吴广进兵荥阳，如果一切照按计划进行的话，那他的“张楚”将实现地盘大得惊人：横跨黄河南北，兼并故魏国、赵国、韩国和楚国的部分国土。
这就意味着帝国中腹，出现了一个惊天大窟窿。
这样一来，伟大的秦帝国不想崩溃也得崩溃了，因为她就象一个大西瓜，以南北向为横切面，被一刀砍成两半，首尾不能兼顾，东西实难呼应。
正是基于这个考虑，因此，陈胜并不急于寻求事实上已是处于井喷阶段的齐地势力的支持。
这三路人马带着陈胜的梦想去了，有一个却回来了。
他就是葛婴。
之前说过，葛婴肩负迷惑敌人的使命，向东作战术佯动。没想到他还真闹出点动静，一直打到位于大泽乡南面的东城(安徽定远)。
葛婴这个人估计不懂得看风向，缺少政治敏感性。他天真地认为陈胜不是打着光复楚国的旗号么，那么好吧，我就帮你把好事进行到底。
既然要立楚王，没有楚国皇族的血统哪能说得过去，又焉能有号召力?
在这一点上，葛婴倒是有先见之明，后来的反秦势力为了争取人心，走的就是葛婴这条路子。他们表面上俯首贴耳地把六国之后恭敬地扶上宝座，实际上却只把他当一根葱，然后挟这根葱以扩张势力，胡作非为。
依陈胜的智力，他可以懂这个道理，但他假装不懂，因为他更愿意服从于私心而不是服从于大势。
由是就造成陈胜集团内部过早的分裂，这才是他的致命硬伤——我们在下文会回到这个话题。
照着上述思路，葛婴千辛万苦在民间拎出一个名叫襄疆的人，据说是地道的楚国皇族的后裔，遂立为楚王。
哪曾想到，陈胜竟然是楚王自己当，这着实让葛婴大吃一惊。
于是，他把可怜的襄疆给杀了，赶紧打马回去，打算当面跟陈胜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问题是，葛婴再也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因为动了肝火的陈胜，把他变成了永久的哑巴——杀之。
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实在大了去了，首先陈馀和张耳就籍此为口舌，彻底抛弃陈胜阵营而去。
风起云涌(5)
话说武臣从白马(河南滑县)渡过黄河，进入赵国故境，派人游说那里的豪杰说：
“亏你们还自称豪杰，都什么时候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陈胜早反了，已在陈邑建立了‘张楚’国，你们还不反?为父兄报仇是一，建功立业是二，有大利益如此，不反何待(此士之一时也)?”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豪杰”一词的含义。
每次阅读这段历史时，我总有这样一个感觉，“豪杰”一词似是这一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几乎成了造反的代名词。那么，这个与造反攀上亲缘关系的无情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才智勇力出众的人，称“豪杰”，这是字典的解释。
然而我认为，这种解释缺少必要的力度和烈性，就是说，显然不够过瘾。因为在我的映象中，“豪杰”一词所承载的期待，似乎不会这么平淡。
这不，我在文献中就找到了二种不平淡的解释。
《汉书·地理志》说：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互相勾结做坏事)。
不用再费舌，意思够明了的了。
另据《史记·陈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接下来又说：“(王)陵少文，任气，好直言。”
注意到上述引文中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豪”与“少文，任气，好直言”，基本上形成互释。
而意气用事，无所顾忌，不加约束，这就叫“任气”。
由此可见，能称为“豪”的人，在处事上大体是哥们义气浓重，肆意纵任，无拘无束也不愿受到约束，遵循章程自然不会是他们的首选。
综合以上二种情况，以及“豪杰”就得造反的事实，我认为，所谓“豪杰”，往好听地说，可以称为英雄，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说不好听一点，那就是亡命之徒。
不亡命，他能不顾一家老小的性命参与造反么?
果不其然，在游客的鼓动下，赵地“豪杰”竟相起哄，群起造反，武臣的部队遂骤然间扩大到数万人，不战而屈赵地十城，因此号武信君。
对于投降过来的这十座城池，以及管城池的原帝国政府官员，武臣没把城池怎么样，却把帝国官员很怎么样了。
一句话，不分青红皂白，不加甄别，一律格杀勿论。
这个榜样树得实在是太坏，它无疑直白地告诉那些尚未投降的帝国官员：坚守并不一定会死，因为有可能守住，但投降一定会死，因为武臣要他们死。
于是，胡亥极愿意看到而武臣极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出现了：
余皆城守，莫肯下。
看来武臣还得历练历练，他比较缺谋略。
不得已，武臣来了一个更大胆的，舍近求远，引兵东北，远距离攻击范阳(河北定兴)。
武臣这步棋的用意亦很直接，范阳在战国时属于燕国的地盘，而对于秦帝国来说，故燕国不就等于天高皇帝远么。既然皇帝远离视线，这不就说明，其控制力相当的稀薄么。
避开敌人的主力，攻击其弱处，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之要领。
就在武臣挥师挺进之时，有一类人突然发现，眼下正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仿佛惊蜇之于冬眠的小动物一样，经过长久的等待，他们终于重新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感觉，那就是重出江湖，并且期望于再度出山，重新夺回他们早已失去的江湖地位。
这类人就是战国以来，至今没死绝的游说之士。
之前武臣派出的那个未知名的游客，算是其中之一，眼下则是有名有姓的蒯彻，范阳当地人。
这个人堪称智多星，虽然他多数情况是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智多星——无用。但这一次，他确实是找到了用武之地。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蒯彻象后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一样，其最显著的立场是：没有立场，只有富贵。
下面就是见证巧舌如簧的时刻。
风起云涌(6)
蒯彻很搞怪，也很行为艺术，他竟然披麻戴孝去凭吊活着的范阳县县令。
徐县令看来很生气：“你这是做甚?”
蒯彻说：“您担任范阳县令十年，杀人无数，大家敢怒不敢言者，是因为惧怕秦法的严酷。可是现在形势变了，天下大乱，法纪崩坏，再无先前的震慑力，看他们不杀了你报仇，这就是我吊活丧的原因。为今之计，不如派我前去游说武臣，以范阳作为见面礼，或有转祸为福的可能。”
蒯彻的原话见载《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后世学者多引用之以证明秦法的无人道——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黔人之首。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至多是一种特殊现象，正如徐县令这个人也是属于特例一样。
徐县令是怎样一个人呢?
贪赃枉法，而且贪生怕死。
“贪而重富贵”，这句话非常严重。
新闻报道说，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此人手中掌握着一项人见人怕，特别是头头脑脑们谈之无不色变的公权力——双规。而为了生财，曾大人竟然别出心裁地滥用“双规”进行敲诈，由此导致了他的落马。
我认为，不管是古代的徐大人，还是现今的曾大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传的，那就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实现个人资财的快速膨胀。
基于此而言，徐大人治下的范阳，出现诸般不可理喻的乱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蒯彻的话中还有一个关键句：慈父孝子且事刃公子腹中以成其名。
有积怨在胸的人固然要出气，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有些蠢蠢欲动的人，恰以杀地方官作为起事的借口。
我认为，这当是“以成其名”的另一层含义。
这也是那些帝国地方官，身处反秦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面对的极端情形。
在以后的叙述中，这样的事实将不断地跃现在我们眼前。
以上两种情况，不管出现哪一种，对于贪生怕死的徐县令来说，都将意味着，他得彻底歇菜。
于是，蒯彻就带着他们之间的秘密约定，出现在了武臣的面前。
蒯彻设身处地地说：“就凭徐县令的为人，贵军一到，他肯定投降。问题是，如果您仍坚持您一贯的做法，杀了徐县令，那么，燕赵余城将成为您的噩梦。因为毫无疑问，他们会化地为金城，坚决抗争到底，这种情况是您之前遇到过的。”
武臣很可能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蒯彻说出了事实。
蒯彻接着说：“依愚之见，最好的办法是，给徐县令批一顶侯帽，然后让他戴上这顶金光灿灿的侯帽，坐着华丽的车辆，替您游说打前战。我相信，有了这个活榜样，燕赵余城即可不战而降，传檄而定。”
武臣大腿一拍，“从其计”。
结果当然是好结果，贪生怕死的徐县令得到了一顶意外的侯帽——赐范阳令侯印，而武臣也有意外的收获，“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武臣回锋向南，一路凯歌高奏，顺利进入赵国故都——邯郸。
嘴皮子上的功夫，除了胡言乱语，着实不可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