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
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
他们一方面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45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既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45万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据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