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著《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传世以后,史学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历代王朝将历史列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把前朝的历史典籍作为必读书。有的皇帝不只读史,还组织学者编纂史书。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就是宋神宗指令司马光编纂的。
康熙帝开设“经筵”勤于读书
康熙帝一生,勤苦为政,励精图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通人和、空前统一、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的新时代。他去世前,曾自评其人生:“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
康熙帝不仅“劳苦”治国,就是读书,亦达到“劳苦”的地步。他执政时期,正是国家多事之秋,可谓“日理万机”。但无论军机政务多么繁忙,他仍坚持每天读书不止。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684年12月9日),他南巡至南京,在停泊于燕子矶的船上过夜,读书至三更,还未就寝。侍讲学士高士奇劝道:“皇上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康熙帝便对高士奇忆起以往读书的情景:“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讯诂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将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康熙帝把读书看成是一件乐事,每读书,必有所得,开茅塞,增智慧,因而总是以读书而心悦。他到晚年,每天仍手不释卷,即使外出巡视,总是携带大批书籍,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就是不废读书。
康熙帝一方面自己苦读,一方面继承历代传统,开设“经筵”,即由当时的博学硕儒给他系统讲授经史。他把“经筵”作为一项典制而明确规定下来。
康熙帝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儒学经典及各学派著作,几乎无所不包。历史也是他学习的一门主课,如《史记》、《资治通鉴》、《春秋》等,都是必读之书。记述他的先辈的实录,如太祖、太宗实录,也是每日必读。甚至大臣的著作,他也要大臣本人亲自讲授给他听。著名的理学大臣熊赐履著《学统》、《闲到录札记》,他要求拿来讲给他听。康熙帝听完课后,总是与讲官展开讨论。
康熙帝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学习,终于成为一代精通书易理的大学问家。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学习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诸如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医学等。这一切,都为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念,并付诸于治国的实践中。
皇太极读史重在实用
清太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据朝鲜《李朝实录》,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只有皇太极识字。后来,他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很快提高了文化水平。他从少年时代就投身行伍,跟随父亲奔驰于战场。在即位的17年中,战争更加频繁,战争规模更加扩大。但他与众不同,无论政务多么繁忙,军事活动多么紧张,仍坚持读史!
他读史的兴趣,来源于父亲的影响。努尔哈赤喜读《三国演义》,他把此书当作是一部奥妙的兵书来读,凡打仗,必仿效该书中的军事战法,而且总是取得胜利。皇太极受其父亲影响,也喜欢上了《三国演义》,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一部《三国志传》,皇太极也读了。他从这部书中,学习“治国”之道,学习军事。
皇太极读史,当然不限于三国史,历代所修正史,他都涉猎。如《汉书》、《隋书》、《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资治通鉴》等,凡是他感兴趣或以为有用的部分,他都认真研读。读后,他还召集臣属谈自己的读史体会。天聪九年(1635年)正月二十,他向文官大臣发表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历代汉文史书,其中大多巧于掩饰、避讳,全都阅读,没什么必要。只需选择《辽史》、《宋史》、《金史》、《元史》四部史书中有关治国用人的内容,例如勤政治国而使国家繁荣昌盛、倒行逆施而使国家衰败,以及用兵行军方略、佐理国政的忠良之臣、乱国乱政的奸恶之人的有关记述,辑录出来翻译成满文,汇编成书,以备学习与阅读。至于那些野史所载什么施行法术之类,都属荒诞不经的东西。此类书如在国中流传,恐怕那些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因此应停止其翻译。
皇太极读史的范围广泛,对王朝盛衰兴亡的历史,皇太极如数家珍,道之能详。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帝王实在不多见。
皇太极把学习历史堪称是学习谋略、智慧的捷径,当作政治与人生的教科书。他坚持学习历史,以提高自己的素养;又用历史为教材,不断地教育诸臣与将领。《清太宗实录》记录他学史用史,多达50多处。事实证明,读史使他与众不同,帮助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选自《摇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