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唐代是文化和经济开放的朝代。各国学子、旅人纷至沓来，到中国学习大唐文明，异域商人尤其是来自西域的商人络绎不绝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有许多人从此在唐帝国定居，繁衍后代。大唐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胡人的踪迹，也飘散着西域的文化。
胡姬酒肆遍长安
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是当时吐界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前往中东和印度以及更广阔的西方地区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与中国通商交往的大小国家和地区多达三百个，唐代最繁荣的开元年间，长安城居民有一百余万，而常年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也达数十万之众。
在大唐的西域人如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商人等把珠宝、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贩入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运到西方。这种货物贸易，促进和发展了大唐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融，胡商还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
在长安城里，胡人经营的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带。酒肆中当垆的招待人员，有许多是西域的女子，那些鬈发碧眼、高鼻美眉、身材婀纳的西域姑娘，被称为“胡姬”，西域姑娘在酒肆的出现成为一道绮丽的风景，也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广了西域文化。
诗人们与胡姬
虽然两唐史中没有“胡姬”的记载，但是翻开《全唐诗》，还是可以见到一些描写。初唐诗人王绩嗜酒，曾在隋代任地方官，因喝酒误事，屡被弹劾，唐高祖武德年间，在门下省待诏，比较轻闲，余暇之时经常在胡人经营的酒肆中倚垆饮酒，酒阑酣畅之时，乘兴赋诗，最先在诗歌中描写唐代城市中“酒家胡”现象的诗人可能就是王绩了。
王绩饮的可能是葡萄酒，这种葡萄酒是当时西域的名酒，具有琥珀般的颜色和馥郁的香味。后来，又出现了来自大食(波斯)的龙膏酒，龙膏酒是一种“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的带有酒精的饮料。
据说，“胡姬酒肆”常设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就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
李白是诗人中去“胡姬酒肆”比较多的一位。有人说他出生于胡地，其母亲是胡族女子，所以他特别能理解胡姬，欣赏胡姬，与胡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他的诗作中以胡姬为主题的不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这两句诗成为唐诗中形容胡姬的名句。他在诗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胡姬在酒肆门口招揽客人的神态：“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神秘的异国情调
其实，“胡姬酒肆”现象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不过那时“胡姬酒肆”尚不普及。到了唐代，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胡姬酒肆”才逐渐蔓延推广开来。
胡姬酒肆之所以引起世人注意，可能与他们有别于中原的独特经营手段有关。
胡姬能招揽到酒客，主要是她们具有异域情调的美貌，另外她们能歌善舞，有着高超的歌舞技巧。西城的舞蹈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和蹬踏动作，伴奏的乐器出，富有节奏感，对当时听惯和看惯了典雅温和的中原雅音、舞蹈的文人学士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当时胡姬中有一类擅跳胡旋舞的舞姬尤为吸引人们的日光。这些胡姬穿着鲜红色的紧身舞衣和小巧的长筒皮靴，在急管繁弦、鼓声点点的伴奏下，奔腾跳跃，旋转不已。胡旋舞强化了她们窈窕的身段和姣美的长相，看上去更为轻盈飘逸，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神秘美感。
胡姬酒肆能吸引人之处还有，当垆酒女们可以陪客喝酒，这样诗人们和胡姬就有了更多的交流。
胡姬酒肆中还有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劝酒风俗。胡人和汉人不同，不讲究酒令，他们使用一种木偶式的劝酒用具。以木头刻成一位胡人模样，下端为圆锥形状，这种用具可以置于盘中旋转，木头人倒下时指着谁谁就得饮酒，故称酒胡，这种劝酒风俗别有风味。
在胡姬酒肆中饮酒的伴食有“胡食”，“胡食”的种类很多，除了“玉盘鲙鲤”、“金鼎烹羊”外，资料记载的还有毕罗、烧饼、胡饼等。毕罗是何物?有两种说法，一说为信奉伊斯兰教民族中所盛行的“抓饭”；另一说是类似今日带馅的“八宝饭”。“胡饼”，即今之芝麻烧饼。
胡姬酒肆中的酒具也都带有鲜明的胡风。20世纪70年代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盛唐金银器皿，其中舞马环杯壶、提梁壶、高足杯、环柄八棱杯等物，都具有波斯风格，是中亚、西亚流行的酒具样式。
“酒家胡”中的异域风韵，在唐代的城市中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胡店，胡酒、胡肴、胡姬、胡歌、胡舞，这些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饮食文化给唐代的饮食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背井离乡的胡姬
胡姬远离家乡，离开亲人，来到中原，长途跋涉，旅途一路艰辛。这些来自异域的少女在欢颜之余也不免会为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自己今后人生的归宿愁肠百结，潸然泪下。
不过，胡姬在酒肆里的生活待遇应该是不错的，除了明码标价的收入外，还有客人高兴时给的数量可观的小费。大概只有腰缠万贯的富豪和高门贵族以及视金钱如粪土的文人才能如此在胡姬酒肆里挥霍，这些人出手大方。王绩在诗里写道：“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他去胡姬酒肆饮酒，竟然会因钱带少了而感到惭愧，有点羞于进门的意思。
与江南女子相比，这些来自西域大漠的胡姬在相貌和体态的美丽中更多了一些刚健豪迈之气，这是胡姬们的“独擅”，从美学的角度讲，女子多些豪爽之气，会更添几份妩媚，胡姬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有的刚健气质和豪迈的神韵，显示出r别样的文化张力。让那些看惯了赵娃越女，莺歌燕舞的中原士子们痴迷不已。
崔莺莺原来是“胡姬”
“酒家胡”的兴盛，西域文化对唐朝的影响使得这个瑰丽的年代中又平添了许多绮丽的缠绵悱恻的传奇故事。
上个吐纪以来，一些史学专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看法。他们推测，我国著名的戏曲作品《西厢记》的原著一一唐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里的崔莺莺也是一名“胡姬”。
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半世纪前的大学者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明确提出了崔莺莺绝非出自高门，她的真实名字可能叫曹九九，而曹姓在唐代多是中亚外族。其男多作乐师，女多为胡姬。不过，崔莺莺是不是胡姬尚难肯定。
元稹的《会真记》写士子张生与崔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的故事。张生这个人物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元稹在《会真记》里这样描述张生，实际上是他自己第一次见到的莺莺：“常服脺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俏红，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起了爱慕之心。与崔莺莺分离后，元稹写下了《离思》六首，其一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沧海至广至深，无论哪条江河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形容崔莺莺的绝顶美貌，巫山乃神女居住之处，有比喻崔莺莺非寻常女子的意思；第三句所说“花丛”，更有这类非寻常女子聚集的喻意，他所以“懒回顾”的原因是“半缘修道半缘君”，也就是说他为了博取功名只能和崔莺莺分手，因为崔莺莺的身份配不上自己。诗虽然写得不俗，但也暴露出了他薄幸的心理。
元稹这个人人品很难让人恭维，年轻时作风荒唐原不足为奇，他荒唐的对象可能是歌伎，也可能是胡姬，尽管他自己也出身寒微。他是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8岁丧父后，随母亲郑氏来到凤翔，依靠舅族谋生。当时家贫无师，由母亲亲自教授诗文，并从姨兄学经，苦读数载。他企图在政治上有所出息，想方设法攀附高枝，后来他果然与名门之女韦丛结合。虽然他与那些和他同样出身低微的女子谈过情说过爱，但这些女子最终不是他谈婚论嫁的对象，“元微之是因为崔氏女门第不好才‘始乱终弃’的”(陈寅恪语)。负心背弃已经是不道德了，他偏偏还要把荒唐的往事吹嘘给别人听，把被他抛弃的女子说成是名门闺秀、相府千金，这种吹嘘，不仅是虚荣心理的反映，而且十分可恶。
盛唐是一个国力雄厚的大国，周边的小国纷纷向其靠拢，以求庇护或是联盟。西域诸国的各阶层人士不断流人中原，包括大量的歌舞艺人涌入长安等大都市，其中尤以胡姬最为引人注目。体态婀娜、曼妙多姿、长裙披帛的胡姬给大唐社会带来了活泼的、狂野的、幽怨的、迷离的美。美丽的胡姬不可避免地会和中原男子发生各式各样或喜剧或悲剧的爱情故事，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融。可以这样说，“胡姬酒肆”现象给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唐朝文化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