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饮恨
在明朝末年，有一件“朝野欢呼，士庶空巷相庆”的大事，那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明与后金战争中所获之宁远(今辽宁兴城)大捷。
是役，袁崇焕等前敌将领视死如归，指挥得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军民保家乡、求生存的抗敌热忱。他们坚守着一座没有任何策应的孤城，依然挫败努尔哈赤凶猛的进攻，创遣了空前绝后的大捷，这是“辽左发难”以来，明朝军队取得的唯一胜利，也是努尔哈赤兴兵43年以来，头一回碰上硬钉子，致使他经受不住这种打击，抑郁生疽，饮恨身亡。
此次保卫战中，11门西洋大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明军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明显高出对手。
这种西洋大炮于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中国，因其来自红发红须的荷兰人之手，故称“红夷大炮”。据说，这种大炮前后输入30门，除18门留在京师，1门试放时炸裂，余皆调往宁远。
当时在宁远的明军，把这种西洋大炮纳入宁远的城防配系。宁远城的建筑基本是正方形，城的四角各有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郭连接。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便敌人冲到城下，“门角两台攒对横击”，也不会出现火力死界。后金军队并不知道，明军“凭城用大炮”的这种新战术，已经完全剥夺了他们昔日平野奔驰、疾不可当的优势，照旧蜂拥推进，恰恰给西洋大炮的轰击提供了集团目标，“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可见其威力之大。
明熹宗朱由校在论功行赏的同时，没有忘记对有功之器的褒奖，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凭城用大炮
明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统治者敢于实行“拿来主义”。正德(明武宗年号)末年。广东巡检何儒从停泊于珠江口的西班牙、葡萄矛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寻觅工匠积极仿制，谓之“佛朗机(时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隆庆(明穆宗年号)初，明廷开始批量生产这种先进火器。
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256门，辎重营装备160门。辽东告急后，这种火器大量发往东北前线。明廷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的各类军火，大小铜铁佛朗机就有4090门。这种火器虽然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终因其机动性能差(自重千斤以上)，明军没有找到一种相应的战术。所以，佛朗机之类每每落于后金之手。特别是广宁弃守之后，大量军火充实了对手的武库。
正是在这种日趋被动的形势下，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发出“火器者，今之时务也”的呐喊，提出引进西洋大炮和“大炮进城，凭城击打，以合护镜，以铳护城”的部署原则，派人赴澳门办理采购事宜。由于他的力倡，用西洋大炮武装的明军，纠正“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的错误方法，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
在宁远之战前，明军将领袁崇焕还对大炮的作用，缺乏足够认识，直到宁远战役结束，袁崇焕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感触颇多。在奏折中，他说：“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城用大炮一策。”
袁崇焕从宁远大捷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成为明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守为攻、制敌取胜的基本方略。
闯王输给大炮
宁远之战，对长期以来傲视中原的满洲贵族也是一副清醒剂。皇太极即位后，特别重视在战争中夺取明军的大炮。
当时，明军将这些火器列于阵前，战斗打响，首先施放火炮，杀伤冲击之敌，然后进入短兵相接的格斗。后来，金军发现了明军布阵上的弱点。他们发挥“铁骑冲突，如风如电”的优势，以快速抵近战术，超越明军的火炮射击线；或者利用其火炮两次点火燃放的间隙，发起冲锋。有时，明军的火炮甚至来不及发挥作用，便成了敌人骑兵的战利品。金军夺取了明军的火炮，开始把炮战逐步纳入自己的战术。
明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利用归顺的一批汉族工匠的智慧，铸遣西洋火炮，获得成功。他们还运用了“失蜡法”，使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由于“夷”字犯忌讳，他们新铸的红夷大炮更名为“红衣大炮”。从“红夷”到“红衣”，既说明军事技术的进步多么曲折，又说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从此，战场上的形势发生逆转，大型火炮成了清军攻坚的利器，以炮守城的明军，越来越不敌以炮攻城的清军。而那支其势如虹的大顺农民军，由于技术的落差，在清军骑兵加炮兵的攻势面前，节节后退。李闯王退守的最后一道天险——潼关，就是被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开的。
选自《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