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三月十七日,势如破竹的李闯王率领农民军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北京城。炮火硝烟,细雨夹着雪花,冷冷地洒向帝都。紫禁城内已经可以隐隐听到农民军咚咚的战鼓声。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照例早朝,向群臣问计。一班高官显贵懒散而立,面对皇帝诘问默无一语,愤怒至极的崇祯蘸水在书案疾书,身旁的司礼太监只看见六个字:“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皇帝为什么这样痛恨他的大臣们呢?他大概认为,大明帝国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班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们。
海瑞骂皇帝
事情还得从大明帝国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说起。这位乞丐出身的皇帝大概是自幼经历过元末的风俗败坏、道德沦丧,认定决不能让这一幕在本朝重演,决心“以德治国”。他觉得唐代以后的科举考试都偏重于选才,而忽视了官员们的德行,便进行了一番改革,实行八股经义取士。把儒家伦理道德,忠君爱国渗透到读书人的骨头里。
这还不够,朱元璋还要为大明朝建立一支“道德警察”部队——言官。这是一群专门负责建议政事,规谏皇帝,弹劾官吏不法行为的士大夫。他们活跃于朝廷内外,尤其重视道德规范。他们虽然级别不高,管得却很宽,整天盯着朝廷上下,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连皇帝的起居言行也不放过,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大臣们指摘皇帝的错误,听起来是一件有利于国家政治的事情,甚至让人产生“民主”的错觉。然而这种以道德高标批判一切的“民主”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慢慢变了味。
公元1565年,忧国忧民、疾恶如仇的海瑞写了一份长长的奏折,一一罗列嘉靖皇帝的种种罪行,还很不客气地说:“皇上你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既是昏君,又是暴君。既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是一个好男人。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对你有意见了。希望你改掉这些坏毛病!”
其实嘉靖即位之后曾经推行全面革新,清理官僚队伍,遏制土地兼并,推行一条鞭法,减轻民众负担,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来的积弊,只是晚年嗜好修道炼丹而已,还远够不上“昏君”的资格。
那海瑞为什么要如此责备他呢?因为明朝的士大夫们全都是按照“卫道士”的标准训练出来的,别的专业知识非常苍白,想让他们从经济、政治角度提出点有建设性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只能按照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尧舜禹的高标准,拿着放大镜给皇帝挑错,嘉靖自然就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君主。
嘉靖皇帝看到海瑞写的这篇“国骂”,大为恼怒,想要予以严惩,又害怕落下杀言官的骂名。结果这位大明朝最偏激的官员,竟然活了下来,并且因为骂皇帝而扬名天下,成为“忠臣”的榜样。
万历皇帝罢工了
海瑞可能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让皇帝向儒家传统道德的最高标准看齐,可是其他文臣们却发现,骂皇帝原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既没有性命之忧,又可以博得美名,被朝野传颂,为他人拥戴。于是继海瑞之后,大明朝的官员们纷纷效仿,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骂皇帝为风尚,到万历年间,发展到极盛。
如果说当年海瑞骂嘉靖皇帝还基于事实,言语中充满对皇帝的期望,那么万历朝的文官们则已经变味成“炒作”。他们言论夸张,往往凭借着小道消息,捕风捉影,就以大不敬的言辞对皇帝质疑。许多指责都是无中生有、恶毒攻击。万历患有严重关节炎,行走不便,没有祭祀天地宗庙,被说成故意装病,欺骗天下;头晕目眩,不能上早朝,被猜测为沉溺女色,饮酒作乐;发生自然灾害,被说成是因为万历皇帝自私贪财,导致了上天发怒,妖气横生。
文官们只把指责皇帝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登仙之路”,谁骂得越狠,谁就越是忠臣,要是还能受到点处罚,那就更光荣了。有个叫李三才的,就是因为骂皇帝最狠,被朝野传颂,成为大大的“直臣”,被大家拥戴进入内阁。为了激怒皇帝,有的人甚至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
万历皇帝执政的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北京大旱,他曾率领群臣步行数公里至南郊祈雨而后步行返回,态度非常虔诚,以致多名官员体力不支而晕倒。1584年夏天,年轻的万历还冒着酷热亲自操练禁军,这也是有明一代不多见的。可是在无穷无尽的谩骂中,万历开始装聋作哑,每次看到言官们上书陈谏,就会说这又是个圈套。哪怕遇见直言激切之臣,皇帝也全不动怒,装作没听见,说:“这不过是大臣想沽名钓誉罢了,如果我生气处罚他们,我又会背上恶名,而他们又能扬名流传。”
于是皇帝再不看谏书和奏折,他开始冷漠手下的官员,不愿与他们交流,以一种消极逃避的方式对抗。越到后期,他越深居后宫,闭门不出,连朝也懒得上,罢工20年。皇帝20年不理政事,那还得了?行政瘫痪,朝纲腐化,大明帝国从此由盛转衰。
在争吵中灭亡
皇帝躲起来了,文臣们便拿自己的同僚开刀。这群自我标榜道德的所谓君子们,一个个心高气傲,按照自己的原则设立君子规范,凡是与他们政见不一、观点不同的人,一律排斥称为“小人”。齐党、浙党、楚党、东林党⋯⋯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很多有才华的大臣卷入攻讦中,被周围人搞得身败名裂。
熊廷弼其人才华横溢,有胆略,知兵事,为明末“辽东三杰”之一。当时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进攻明朝边境,在辽东统领军事的熊廷弼,迅速调整军事防御,采取“以守为攻”战略,联合朝鲜牵制后金,稳定了局势,使得后金在一年时间之内不敢出兵辽东。
但自熊廷弼掌管辽东地区以来,言官们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攻击,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诋毁诽谤,谩骂造谣,把好好一个辽东能臣说成是昏庸腐化之人。熊廷弼在文官群体的攻讦下身心疲惫、心灰意冷,自己主动上缴了先帝赐给的尚方宝剑,辞职回乡。一年后后金攻破沈阳、辽阳,尽得要地。
后来东林党掌握了朝廷政权,他们抱着极强的“正义感”,似乎世上只有他们是最纯洁的,对其他政治派别进行打击,大有“斩草除根”之势。“自古清官多酷吏”,用在东林党人身上恰如其分。
齐党、浙党、楚党残余人士面临绝境,被逼之下,纷纷走向反面,投向魏忠贤以寻求庇护,于是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个个心高气傲,自命清流,受不得半点侮辱,动辄就闹辞职罢官,以此表明自己的纯洁。岂料这个弱点被魏忠贤掌握,屡试不爽,各个击破。从此阉党张牙舞爪,到处逞凶肆虐,成了深深植根于国家政治机体上的大毒瘤。
随着天启皇帝的去世,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倒台,东林党人又开始执政。只是灾荒四起,土地沦丧,大明江山已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了。
崇祯原本不用死
明朝末帝崇祯一心想做中兴之主,急需有真才实学、能安邦定国之才。言官在这紧要关头,其才疏学浅、怯懦无能暴露无遗。当崇祯要求廷臣拿出可行方案解决经济危机时,有人竟上疏建议让全国的和尚尼姑婚配,以增加数十万纳税户口,吓得京城的尼姑纷纷易装逃匿。
尤为扼腕的是,一些言官囿于迂阔的道德说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明朝错过了几个延缓灭亡的时机。
崇祯十四年,明军主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提出议和。经过权衡,崇祯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此举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是利大于弊的。但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们强烈反对,认为“主和辱国”。崇祯被迫改变初衷,放弃议和,被困明军也失去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在与清军的死战中被杀戮过半。清军夺取了整个辽东,为进入中原打通了道路。
崇祯十七年,面对李自成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崇祯和一部分大臣有意南迁,这在当时是暂时避免明朝灭亡的行之有效的唯一选择。但是另一些言官却“大义凛然”地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甚至有人直接建议崇祯“殉国”。最终崇祯没有走,在煤山上吊自尽,明朝就这样灭亡了。
黄仁宇先生说:“一个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个清官则可以危害至大。”崇祯皇帝临终前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的帝国是被骂垮的。
选自《大河文摘报》
2009.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