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北京呆了40天
1644年是历史上的甲申年,这一年北京城里“新桃换旧符”,三月至五月,如走马灯般地更换了三个政权。最引人注目的是,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然而仅呆了40天后,他们却如摧枯拉朽而来、风卷落叶而去,不得不从这儿撤出。
据史书记载,李自成养军有百万。如果按五十万兵士、五十万匹马的数量来计算,人每天吃一升粟,马每天食三升粟,这意味着这支农民军队每天至少要消费掉八千盅粟。可是,由于连年战争以及征饷、瘟疫、自然灾害,使中国处处白骨蔽野、荒村弥望,军粮供给特别困难,连李自成也惆怅地说:“军需匮甚。”
为解决后勤保障不足的问题,闯王颁布了《掠金令》筹饷,规定助饷额数为“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追饷常常佐以刑罚。在大顺军占领区,都设官治事,首为追饷,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
李自成3月19日进北京后,为继续推行他的“助饷”政策,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为此,闯王还命部下制作了五千具夹棍,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非常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也不敢不借。
当时的人们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掠银近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史家评述这件事说:“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多么的残酷。
进城前后天壤之别
史书说,当年闯王的军队进城时纪律严明,规定如果有淫掠民间者,立行凌迟。于是居民脸贴“顺民”二字,簟食壶浆焚香夹道迎接闯王人马进城;商贾营业,街市如常。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大顺兵沿街肆意索要骡马。进城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连中下级军官也分居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并占其妻妾。大顺军进城约有四十多万士卒,便令京城造捧门册,派养起义兵。自此这四十余万散居民宅的士卒,便不受军营约束,在居民中为非作歹起来。
进城后的大顺军将士耽于享乐、沉湎酒色。他们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平日里还叫莲子胡同里的优伶、娈童各数十,分佐酒,高踞几上,环而歌舞。喜则劳以大钱,怒即杀之。诸伶含泪而歌,或犯闯字,手斩其头,血流筵上。上之所好,下必效尤。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爱则搂置马上,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责男子饲马,妇女执黉、供酒浆,搜索银钱,发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妇年五十皆不免。妇女,三五朋淫,去来无定。在京外大顺所占州县亦如此,遇贼兵过,先掠民间妇女供应,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乱下,伪官苦不可言。美者掳去,恶者弃下。妇女供役之苦如此。偷生者少,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
这样的一支队伍,跟贼匪根本没什么区别!大顺军在恣行杀掠中为防止居民逃匿,竟然也用上了连坐之法。他们“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斩。十家之内有富户者,闯贼自行点取籍没,其中下之家,听各贼分掠。又民间马骡铜器,俱责令输营。于是满城百姓,家家倾竭。”这种大肆劫掠行为,居民称之为“淘物”!大顺军还对“告缗”之法善为利用,他们将各衙门衙役或长班抓来审问,令其供出某官绅金银密藏何处,即供即捉,严刑拷打。随即又以长班及市井无赖为向导,缉访官民藏蓄,并予重赏。顿时宵小之徒一时蜂聚,纷纷“告发”,或乘机报复,或持刀索财。从3月22日开始行拷掠之刑起,不过十数日,在大顺占领区,勿论京城内外,已乱如鼎沸。
李自成仓皇出逃
李自成那“山大王”的特质,使他不具有政治谋略和政治威权,而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
其实,生活在明朝暴政之下的民众,也曾寄希望大顺救民于水火。大顺军进京前,京城民众“每言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可见民众起初对大顺是何等的拥戴。哪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这群饿狼比虎更贪婪残暴。因此,当初的“顺民”们驱杀大顺官兵亦是情理中事。大顺的残暴首先在民众中产生“今不如昔”的怀旧思想,4月14日有人在西长安街张贴“私示”说:“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改元义兴。”刘宗敏虽杀戮贴帖处数十家居民,然新的“私示”却不断出现。“私示”内容虽荒诞不经,但是这对北京市民来说无疑是动员令,对大顺来说则是宣战书。4月15日京城内“讹言”四起,牛金星只得嘱大顺官吏“各自谨慎,无事少出”。此时明朝降官皆生悔心,无不欲乘机潜遁。继则伺机作乱;这种被大顺逼得降而复叛的事是很普遍的。在大顺军失利时,“顺民”们便乘势而起。
4月26日李自成败退北京城后,“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并将所掠物资装载西运,车马相续数十里。大顺兵乘乱溃逃或被市民击杀者数万,当时北京如一片火海,火光烛天。大顺之暴虐,又一次践履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古训,最终退出了北京的政治舞台。
选自《湖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