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大街都张贴着‘二王’照片，中国人第一次看见悬赏通缉令。”1983年，从大年三十在沈阳持枪杀4人开始，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7个月零6天，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是：“二王到底到哪儿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个谜。”“二王案”当年前线总指挥、公安部刑侦局前局长刘文说，“因为抓到的时候已经死了，没人能说清，他们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们干的。”
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后开始建立的”。
一条狗和一个驯犬员
5万人的搜山进行到第4天，谢竹生带着警犬卫南时不时需要停下来休息，同来的另外13条警犬第一天就已经全部累趴下了，12条被人背下了山，1条脱水死亡。所有被山民发现“有情况”的地点，谢竹生都要带卫南首先赶到，“但是临时组织起来的2.5万名民兵，素质有限。指导员说：‘搜!’鸣了一下枪，结果山民们四处逃散，都躲得不见人影”。
4天里不断接到情况，谢竹生带着卫南和王宗玮的一只鞋，来到每一个可疑地点。是卫南第一个发现“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报告，说自家厨房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还找到一只鞋。卫南一闻鞋，一下子‘放线’了，两只眼睛发亮，尾巴绷直了，和身体成了水平线。”队伍开始在卫南指引下搜寻，除了警犬是技术条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战术。“我和卫南各走一个山坳，相隔几米远，从山顶到山脚下，1米1人，排成一条线。“约2.5万武警战士，夹杂七八百江西广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动。”队伍像梳子一样在南坑山上寻找。“卫南不断发现王宗玮28厘米长的脚印。我们俩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个岔路口，卫南忽然奔跑起来。谢竹生说，他没来由的心里一阵空虚，“无名的紧张，我刑侦考试门门第一，向来打冲锋，那天前后看看就我一个，觉得心凉。”“卫南回来!”谢竹生大喊，过了七八分钟后面的人才赶到，“王宗玮就在卫南那条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动，我要是自己往里走就完了!”
到下午4点多，谢竹生的前方突然响了一枪。“刹那间，整个现场没有一丝动静。”停顿了几秒钟，谢竹生大喊一声：“是二王!”这时山上山下的枪全响了，“我带着卫南就往里冲!”他先松开了卫南的牵引带。“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现了战士甘某，他中枪了。再往前还有战士郑某，我问他‘二王’呢?他说跑了，往山下走了!”几步远就看见王宗玮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离他只有几米。卫南的训练是‘哪动咬哪’，它一下子就扑上去咬住了王宗玮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玮右手拿着枪，“我猛地抱住了他”。两个人带一条狗，一起往山下滚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后来尸检发现，“二王”胃里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
王宗玮并非被当场击毙
“我扳过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弹从左肩贯穿从左下颚打出，不是致命伤。”卫南还死死咬住王宗玮的左手，“我说：你老实点!他说：我是好人。”谢竹生现在想起来还要冷笑，他回问：“你还是好人哪?”谢竹生在王宗玮口袋里搜出20多发子弹，一把匕首，“脚上绑了个救命包，有1万块钱和他美国姑父的地址”。谢竹生和卫南一路把王宗玮拖下了山，“又来了3个战士，一起拖”。把王宗玮拖到路边上，一直坐镇的江西省公安厅杨厅长也来了：“抓到哪一个?”谢竹生说：“个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玮。”大家一翻他的嘴：“两边都是假牙，是王宗玮!”杨厅长大声指示：“马上汇报!我们已经活捉了王宗玮!活的!”谢竹生到现在都记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玮的眼神，“那应该就叫凶残吧!他谁都看，但一句话不说”。
“有很多人上来围观，杨厅长说‘坚守岗位，还有一个王宗(王方)’。”哥哥王宗(王方)只有1.65米，不会用枪，就在谢竹生抓王宗玮处平行过去8米远的地方。“太阳已经快下山了，但还能看见王宗(王方)的人影。”武警的枪齐齐扫射过去，10分钟后王宗功被几个武警抬下山。谢竹生说，“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是一梭子子弹打死的”。杨厅长虽然下命令不许围观王宗玮，但是武警战士都冲了上来。“有一个武警战士叫吴增兴，牺牲了。其实事后调查，王宗(王方)根本不会开枪，也没打死过人，他只放了一枪，而吴增兴身上有5个弹孔，”谢竹生说，“我下来的时候还有武警对我说，我可没朝你开枪啊!”谢竹生当时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我爱漂亮，这也保护了我”。
“武警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开始打王宗玮。”谢竹生此后的叙述在24年后变得异常珍贵，因为所有当时报道都说“‘二王’被当场击毙”。谢竹生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那么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搜索，‘二王’多坏啊!”
“二王”逼出悬赏通缉令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上面，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二王”父母说儿子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击毙24年零3天，沈阳市一幢老楼里，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采访。年过80岁的老夫妻俩已经很少走出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20多年来，他们主要依靠王春芳的几百元退休金维持生活，不过门口还是挂了两个订报箱。
1983年2月l2日下午3点左右，王宗(王方)和王宗玮在463医院开枪杀人后，骑车回到父母家，家里有姥姥，父母、王宗(王方)4岁的女儿梅梅和王宗玮的未婚妻小李。兄弟俩噔噔跑上楼，一进门就喊，“我俩出事了”。王家林以为儿子跟人打架，气得发抖。
然后，王宗玮打开卧室五斗柜的抽屉，里面放着家里来往信件和家人的手表，他拿出一封美国亲戚寄给家里的信，又拿起一块手表戴上。这块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说，“我后来才发现他戴错了表，但我还是被认定为‘资助手表、帮助外逃’，给判了刑”。前后不到5分钟，兄弟俩匆匆走了，临走王宗玮还自言自语：“得全国通缉!”晚上11点，王家林和王春芳终于等来了警察，二人被带到大东公安分局，知道了儿子在医院连杀4人。“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将他们扭送公安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妇俩被放回家。后来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年。
王春芳说，4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文革”时，“保皇派”和“辽沈派”就在大院里武斗，动刀动枪甚至埋地雷，正是哥俩容易学坏的年龄。王宗(王方)和王宗玮后来使用的枪就是1976年3月从沈阳大北监狱偷的，那年王宗玮才19岁。身高1.85米的王宗玮因为打篮球的特长到内蒙古当兵，学会了打枪，当过班长，退伍后进入了沈阳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厂724厂。“看过那么多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过，‘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今年81岁的王家林说，“以后身体好了，我想和老伴儿沿着我儿当年走过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儿当年怎么生活的，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啥的，我都能啊。”
选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