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书画,晴窗展玩,可以发思古幽情;披图坐对,可以见千载兴亡。它们的稀缺性使它们具有很强的炫耀性,因此,它们又常常成为交通官员、谋取私利的雅贿。明代中晚期这种雅贿尤为风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书画交易的繁荣。
明朝中后期,吏治日趋腐败。“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是官员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也附庸风雅,购买书画。
然而,明代官俸微薄,且经常被以折钞、折色俸等名目克扣。更多官吏要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依靠下级官吏的直接馈赠。而且收受书画比直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再则,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嘉靖时,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势焰张天,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迎合严嵩父子,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不惜“悬厚价”购买宋代画家的《清明上河图》,最后,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才买到,“遽以献”,却是一幅赝品,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身送西市。中书罗龙文为了向严嵩献媚,不惜花一千两银子的高价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而浙江总督胡宗宪则以数百两银子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越王宫殿图》、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文会图》,进献严嵩。严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图》,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奉承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严家被籍没,共抄出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按沈德符的说法是:“贪残中又带雅趣。”
在明代,张居正不算贪官,他死后两年,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万”,据说还是家属所敛。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模糊的雅贿,他似乎并不拒绝。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想做尚书,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
品秩不高的官吏或太监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搜罗书画。据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载:
“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臣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对镜仕女,韩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钱并收云南沐都阃家物,次第得之,价迨七千余两,计所直四万余两。王家多内帑物,时南都缙绅多得观之,以为极盛。然皆尤物,不宜专于一处也。”
一个守备太监的书画收藏竟然如此宏富,更遑论辅国大臣和封疆大吏了。
此外,雅贿并非全为求官,比如托人办事,也有送书画作品的。据王弘撰《山志》记载:仇时古“为松江太守,与董宗伯思白(董其昌)、陈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杀人,法当死,求宗伯居间。太守故不从,曲令重酬乃释之。自是往来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辄出素绫或纸属书,无不应者。所得宗伯书,不下数百幅”。董其昌托松江知府仇时古办事,事后过往甚密,求字无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还仇时古人情。假如董其昌自己不是书画名家,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去购买仇知府喜好的书画送他,以投其所好。
雅贿之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而且进一步抬高了书画价格。笔者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书画交易价格做过统计,发现屡屡刷新书画交易记录的往往是官吏。孙金《书画跋跋》中的一段记述很有价值:
“……摩诘(王维)《弈棋图》者。隆庆己巳,时昆山顾氏曾携入京,欲售之朱忠僖。索千金,忠僖酬之三百,不肯。曰:往《清明上河图》是其家物,彼时实获千金,此二宝同价。忠僖曰:彼时买者欲取刻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
王世贞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可以说雅贿之风制造了消费动机,成为明代中晚期书画交易繁荣的直接原因。
选自《特区青年报》200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