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一文中,讲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桃花源,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在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一切井然有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一派其乐融融。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怡然自乐”,过着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远离战场和尘嚣,让人心驰神往。《桃花源记》表达了作者一种美好的生活愿望,至于作者是否真的到过这样一个地方,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想象,我们无从得知。不过,陶渊明先生笔下的这个世外桃源,确实在历史中真实地存在过,而且就存在于作者生活的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
仇池国,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很小的割据政权,即便是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多事之秋,它也没能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往往被历史所忽略。仇池,在今甘肃、四川、陕西三省的交汇处,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晋书》),所以此地又被称作“百顷”,是个地域狭小的弹丸之地。五胡十六国时期,主战场不外乎四个,一是群雄逐鹿的中原;二是西部要塞凉州地区;三是山西河北一线的边缘;四是巴蜀与荆楚之间(主要是东晋和成汉之间)。仇池国地处边缘,又居山险,远离主战场,使它幸运地躲避了战火洗礼,换来了几十年的宁静,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从而也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
相较几乎无月不战的中原、五凉争霸的要塞,这里鲜少有兵戈铁马之声,人民可以正常地生产生活,是乱世中难得的避世之所。这里的地域特点也很像传说中的桃花源,“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山上丰水泉,煮土成盐”。山险偏僻,让它显得尤为宁静;“山上丰水泉”,又有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基础;而“煮土成盐”,则又充分表现出那里生活上自给。不管古代还是现代,盐,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各朝各代都设有盐官,负责盐的供应运输,而这里的人们“煮土成盐”,解决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生活需求,这就让他们有了自足的条件,并不需要与外世贸易。
宁静只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绝对的平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该说,仇池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淡中度过的,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仇池国的建立者是氐族杨氏,建国历程也是几经风霜,其间还一度被灭,之后又得以复国,所以仇池国又分成前仇池和后仇池两段。氐族杨氏世居陇右的略阳清水(陕西省西南部)一地,自秦汉以来,“世为豪族”(《晋书》),属于氐族中的贵族。到了东汉末年,部族首领杨驹带领部众“始徙仇池”(《晋书》),后来杨驹的儿子杨千万被曹魏封为“百顷氐王”,算是稳定下来。到了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一代时,部族逐渐强盛,西晋武帝便任命他为征西将军,“还居略阳”(《晋书》),离开了仇池。
杨氏再次回到仇池,是杨飞龙的养子杨戊搜为部帅的时候。适逢晋末丧乱,杨戊搜为躲避祸乱,便“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重新回到仇池故地,并自称“辅国将军、右贤王”,一时间,“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晋书》),流民的大量依附,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西部的一股势力。杨戊搜之子杨难敌袭位后,前赵皇帝刘曜来伐,杨难敌投奔成汉,刘曜退兵后,杨难敌“复还仇池”(《晋书》),三入仇池一地。咸康三年,也就是公元337年,杨难敌的族侄杨初,杀掉杨难敌的儿子杨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晋书》),之后向后赵石虎称臣,又遣使称蕃于东晋。自此,开始了仇池一地将近40年的平静生活。
咸安元年,亦即公元371年,前秦苻坚攻下仇池,并“徙其民于关中,空百顷之地”(《晋书》)。将仇池一地的氐族部众全部迁往关中,仇池成为无人之地。淝水之战后,前秦一蹶不振,杨氏此时的部族首领杨定“乃将家奔陇右”,而后“置仓储于百顷”,回居陇右,重建仇池,并“招合夷、晋,得千余家”(以上均见《晋书》),杨氏四入仇池,也恢复了此地往日的繁荣热闹。杨定自称龙骧将军、平羌校尉、仇池公,仇池国开始进入后仇池时代。一直到南北朝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派兵平定仇池止,仇池没再发生大的变故。
仇池政权虽然名义上遥奉晋室,也曾一度称蕃于后赵、前秦,看似君臣关系,其实并不承担什么义务,只因它国小兵弱,不得不采取求全之策。仇池自有一套行政系统,“置百官”(《魏书》),自主任命官员,有军队,有疆域,总瓢把子也是皇帝一样的礼仪和待遇,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作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国,仇池不但创造了“世外桃源”般的人间仙境,而且它在五胡时期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之中,是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