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的村位于缅甸实皆省英多县曼西镇以北，77岁的乌亚麻是莫的村寺庙的住持，也是这个村子年龄最长的人。乌亚麻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42年的5月，那时雨季刚刚到来，“一下子来了很多汽车，有大卡车，也有小吉普车，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军人，他们看起来很狼狈，也有很多伤兵”。乌亚麻所说的中国军人，来自于入缅作战的第五军军部及新22师等。时任第五军新22师第65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的邱中岳在由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印制、1999年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书中提到，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1942年5月)14日黄昏时分，第五军军司令部与第65团主力到达奠的村宿营，军直属部队及各部队伤患1500余人进驻莫的村东南边的村子里”。乌亚麻看到过有伤兵死去，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有更多的伤兵，却在同一天凌晨“引火自焚”。而这段悲壮的历史，至今不为众人所知。
一人背了一袋大米
“部队撤到莫的村之前，曼西政府的人就到我们村，要求老百姓帮助修路，以便部队撤退。”乌亚麻说，“但当时修的路只有6英尺宽，车根本过不去，英军把村长抓去要枪毙，后来村长求情，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可以给军官当老婆，才逃过一命。”乌亚麻说，中国兵到莫的村那年，他还很小，但他清楚地记得“人很多，陆陆续续走了很多天”，他还看到中国兵在村子里捣谷子，然后每人背一袋大米离开。从曼西往北，沿途多个村子里年长的人，都亲眼看到过中国兵撤退时的情景。南进村年龄最长的村民乌巴莫说，那时他只有3岁，父母后来告诉他，当年是英国兵先到，英国兵让村子里的人赶快离开，说后面来的日本兵会拉你们去做壮丁，“父母带着我躲进了旁边的山上，从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当兵的，后来来了很多中国兵，还有女的，中国兵到莫的村之后，就把汽车扔掉了，沿河有一两英里长，都是被扔掉的汽车。最后到的是日本兵，日本兵到了后，把能开走的汽车都开走了。”
烧毁装备全员撤离
有一天晚上，躲在山上的乌巴莫一家听到村子里连续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家里人都哭了起来，以为是中国兵炸掉了我们的房子，第二天有人偷偷下山去看，才发现中国兵是烧毁了他们的汽车，不是房子。”邱中岳称，当时部队从莫的村步行撤退前，拆掉了汽车的内胎，取走火炮的瞄准具，还把剩余炮弹、不必要的公文、多余的装备等都集中到一起，四周堆上柴草。时任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的邹德安生前也提到了烧毁汽车一事，“没有路了，只好把车辆和大炮烧毁，我从曼德勒带来的两支‘詹姆斯兄弟牌’猎枪和在路上捡到的一辆美国小吉普车也烧了。记得当时有一名点火的小兵差点儿把自己烧死，火‘砰’地一点燃，把这名小兵困在了里面，旁边的人赶快把他救出来。最让人心疼的，是杜军长最新款的林肯轿车也被烧了，当时火把汽车线路烧短路了，喇叭突然‘滴滴答’地叫起来……”
时任第五军政治部干事的李明华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自从1942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自行谋生。
宁为烈士不做降虏
在许多老兵的回忆中。均提到曼西这个地方，这个被称为“公路尽头”的地方，成为中国远征军败退途中的中转站。
在这里，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没有听从向西抵达印度的建议，最终选择了一条让跟随他的万千军民死伤盈野的不归路。根据邱中岳的记载，直至5月15日，蒋介石令驻守昆明的空军司令王叔铭，与杜聿明恢复无线电通讯后，告知可前往印度，但这份电报迟迟于一周后的5月23日才被杜聿明收到，“这时第五军已深深陷进了明京山脉的茫茫林海和崇山峻岭之中，既同外界联络中断，一切生活来源也彻底断绝，全军身处绝境之中。”而在此时，另一份来自断后部队的电报让杜聿明更感悲怆。邱中岳在文章中记载：原先留在莫的村，或为战伤或因重病不能跟随部队长途跋涉的1500余中华儿女，咸以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为烈士死，不做降虏生的决心，慨然于5月21日凌晨l时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关于留置莫的村的1500余名伤病员，邱中岳的文章中有一段记载：第五军工兵团以一个营，在当地民众的协力下，利用佛塔东侧空地，用砍伐来的竹木和从汽车上拆下的篷布搭盖简陋的兵舍，野战医院则以佛塔附近的五六间只有顶盖的草棚子为医疗站，收容了各部队重伤患1500余人。各级部队长应充分发扬“爱护袍泽”的军人本色，劝导尚能勉强行动的伤患，由连队派人扶助随队重伤患一律进入收容站。军野战医院酌留必要医护人员与必需药品及食物，负责照顾。依万国红十字会公约，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于收容站外，以保障伤患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伤兵要求留一点汽油
个别幸存老兵，也提到1500余名伤病员自焚一事，原第五军新22师卫生兵刘桂英回忆说，她是随后续部队抵达莫的村的，“在村子外面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搭着几个棚子，看到有工兵在掩埋被焚烧后的尸骨。尸骨不是集中埋葬，大的坑会多一些，小的少点，都是好多人在一起。”刘桂英曾听说了关于伤病员自焚的一些细节，“有军官把伤兵集中起来问他们，现在我们无路可走了，你们跟我们走也是死路一条，你走不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自己想个法子处理吧。后来伤兵讲，留一点汽油，你们走吧!”
已故的第90师士兵董祠兴在生前说，他们的部队是断后，等到莫的村时，伤病员已经被烧死了，能看出来，“伤病员应该不是直接被烧死的，而是先开枪自杀，死了后战友再用汽油将其焚烧。”现居湖南洞口县的原新22师66团一营重机枪连联络兵黄瑞祥说，他还亲眼看到另外一种处理重伤员的办法：装在卡车上连不能带走的装备一起沉到江里，“好多伤员不知道，以为坐着车要回国了，有些轻伤员还抢着上了车。”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同古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生前也曾谈到过撤退途中部队处理伤兵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伤兵腿断了，大家抬着他走了很长时间，后来要翻一座山，实在没办法了，一位军官下令，给他一枪。因为留着他，也是死。”
是自焚还是被自焚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分析：“在到达莫的村之前，第五军隶属三个师打了很多仗，重伤病员达到1500余人是完全可能的。”戈叔亚分析，“但存疑的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即使在当时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很少会发生1500余人主动要求‘引火自焚’的事情。”戈叔亚说，如果说这些人是用枪自杀后再被烧掉，也是有疑点的，好多重伤员，哪还有力气拿起枪，“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被自焚’!”但是有关1500余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留下的文字记载，也仅在邱中岳个人著作中有百余字的描述。真相如何，或许永远成谜。
选自《良友周报》2011.4.26